一、史書的體例和史書的內部結構
中國古代史書不僅有豐富的外部表現形式，這就是史書的體裁；而且也十分講究其內部結構及表述上的要求，這就是史書的體例。《史通》和《文史通義》包含了許多論述體例的篇目，而論述體例的專篇及包含在曆史著作中關於體例的說明，則不勝枚舉。體例名目之多，遠在體裁之上。但其中也有主次、輕重之分，而有的是關係到史書全局的體例，如斷限、標目、編次，這都涉及史書內部結構的全麵安排。此外，如記時、記地、記人，載言、載文、征引，議論、注釋等，都是重要體例。劉知幾指出：“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無例，則是非莫準。”[18]這至少從兩個方麵表明了史書體例的重要，一是整序的作用，二是取舍的標準。中國古代史學表明，一部史書，隻有具備了恰當的體裁和嚴謹的體例，才能從容地反映出所記史事和人物的麵貌。
講求體例，這是中國史學的古老傳統。《春秋》就很注意體例。《春秋》記事雖簡，但每記一事，差不多都要記這事是在某年、某月、某日。這就是體例。《春秋》記魯君死曰“薨”，大夫及別國國君死曰“卒”；記本國人殺國君曰“弑”，別國人殺君曰“戕”，本國人之賤者殺國君曰“殺”；攻人之國，其國有罪曰“伐”，無罪曰“侵”，偷偷地進行曰“襲”等。這些也都是體例，這些體例被稱為“書法”。《春秋》書法，有何者書、何者不書之例，這可以說是關於全書結構的體例；其他大量的例，多是關於文字表述方麵的。
《史記》、《漢書》合多種體裁為一書，形成了它們的特殊的體裁，也體現了它們的最重要的體例。在全書中把各種體裁配合起來，這就是一個體例的問題。《史記》在首卷《五帝本紀》後論中說明關於本篇在資料取舍上的做法，是一個很重要的體例。此後各篇，司馬遷多有關於立意取材的說法。此外，司馬遷還有辨謬說、存異聞、分傳合傳、一事互見等例。《漢書》略仿《史記》成例，而十誌尤重視說明資料的來源及其取舍之故。其《藝文誌》依據劉向、歆父子的遺軌，部勒群書，其體例為後來講目錄校讎之學者所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