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在發展過程中，從內容到形式，存在著不斷走向社會，不斷深入大眾的趨勢，這是中國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重要規律。例如，史學在廣闊的社會層麵上對大眾文化的發展產生影響，其中以對通俗文學和蒙學讀物影響更為突出，可以看作是這個規律的一種表現。
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從敦煌變文到宋元話本可以看得十分了然。唐代寺院中盛行著一種說唱體作品，乃是俗講的話本。所謂變文，是這種話本的一種名稱，按習慣說法，仍稱變文。變文取材於佛經故事、民間傳說，也取材於曆史故事。從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幾位學者所合編的《敦煌變文集》所見，前三卷所收23種變文均為曆史故事，按有說有唱、有說無唱、對話體編次。這種以曆史故事為內容的變文，有的直接取材於正史而鋪張以民間傳說，又益以唱詞，連綴成篇，有說有唱，很是生動。例如，《敦煌變文集》卷一所收《伍子胥變文》，其基本內容是根據《史記·伍子胥列傳》加工、創作而成。《伍子胥變文》從楚平王為太子娶婦而自納為妃說起，至吳王夫差賜伍子胥死而越將滅吳，以下闕文。這與《史記·伍子胥列傳》所記，在主要事實上是吻合的。《敦煌變文集》的前三卷中，其他如《漢將王陵變》、《捉季布傳文一卷》、《李陵變文》、《韓擒虎話本》等，也都同《伍子胥變文》一樣，與有關正史的傳記有密切的關聯。曆史題材成為俗講創作的一個重要內容，這種俗講既有史實為依據，又有文學的創作，是史學與文學結合的產物。在這一點上，它與宋元話本中的講史不僅有相似之處，而且有源與流的關係。
宋元話本，是說話人的本子。事實上，不論是說話人，還是話本，在唐代都已經出現了。有件很有興味的事情可作證明，安史之亂中，在官軍收複長安後，唐玄宗從四川回到長安，雖是做著太上皇，但政治上的失落感卻使他異常抑鬱，史載：“太上皇移仗西內安置，……每日上皇與高公親看掃除庭院，芟薙草木。或講經、論議、轉變、說話，雖不近文律，終冀悅聖情。”[11]說話和轉變（說唱變文）並列，足見說話已很流行。至於話本，上麵說到的《韓擒虎話本》，有人也認為就是唐代的話本。話本與變文之間的聯係，還可以有一些其他的證明，這是一個很突出的例子。從史學對通俗文學的影響來看，話本與變文中都有關於曆史題材的內容，這是它們相同的地方，但話本中曆史題材的內容更豐富了，以致有“講史”（或稱“演史”）的專稱，這是它們不同的地方，說明了史學影響通俗文學趨勢的加強。北宋京城中，以講史著稱的有孫寬、孫十五、曾無黨、高恕、李孝祥；也有以專講一部話本出名的，如霍四究說《三分》（即《三國誌》）、尹常賣說《五代史》[12]。蘇軾《東坡誌林》卷一記當時“說三國”的影響極為生動，他寫道：“王彭嚐雲：‘途巷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聽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可見關於三國的講史，已真正深入大眾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