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發展的總的特點，是史學的多途發展。其具體的表現是史風大盛，史家輩出，史書數量劇增而種類繁多。這是秦漢時期的史學所不能比擬的。
史風之盛和史家輩出，一方麵是這時期各個皇朝對修史的重視，史官製度有相應的發展，造就了眾多的史家；另一方麵是這時期曆史的急劇變動，使私家撰史蔚為風氣，自也湧現出一批“在野”的史家。《隋書·經籍誌》史部後序說：“屍素之儔，盱衡延閣之上，立言之士，揮翰蓬茨之下。”[1]可見，在史官任非其才時，這種“在野”史家的地位就更為突出了。
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講到魏晉南朝史官建置時說：“其有才堪撰述，學綜文史，雖居他官，或兼領著作。亦有雖為秘書監，而仍領著作郎者。”當時的大著作、佐著作郎或著作佐郎，都是“專掌史任”的。他舉出曹魏、西晉的華嶠、陳壽、陸機、束晳，東晉的王隱、虞預、幹寶、孫盛，南朝宋的徐爰、蘇寶生，南朝梁的沈約、裴子野等，都是“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選也”。齊、梁、陳三朝又設修史學士，劉陟、謝昊、顧野王、許善心等，都任此職。劉知幾以魏晉南朝為考察的主線索，但也論到三國時蜀、吳二國及十六國的史官建置。他論北朝及隋史官，於北魏提到崔浩、高閭；於北齊、北周、隋則謂“如魏收之擅名河朔，柳虯之獨步關右，王劭、魏澹展效於開皇之朝，諸葛穎、劉炫宣功於大業之世，亦各一時也”[2]。這隻是舉其大概，實際情況尚不止於此。至於私家撰史而成績突出者，如魏之魚豢、西晉之王銓、南朝齊之臧榮緒、南朝梁之吳均、北魏之崔鴻等皆是。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書數量的劇增和種類的繁多，可以從《隋書·經籍誌》同《漢書·藝文誌》所著錄的史書的比較中得其大體。《漢書·藝文誌》撰成於1世紀末，它以史書附於《春秋》家之後，凡12種，552篇。《隋書·經籍誌》撰成於唐高宗顯慶元年（656），上距班固去世之年（92）凡564年。其中，前120餘年是為東漢，後60餘年是為隋與唐初，中間370年左右是為魏晉南北朝。《隋書·經籍誌》以四部分類，其史部後序稱：“班固以《史記》附《春秋》，今開其事類，凡十三種，別為史部。”它繼承了前人的四部分類法，而在對史書的內容區分上又比阮孝緒《七錄》不僅多出一種，而且更加嚴謹。這13種史書是：正史、古史、雜史、霸史、起居注、舊事、職官、儀注、刑法、雜傳、地理、譜係、簿錄，總共817部，13264卷；通計亡書，合874部，16558卷[3]。這些書，除極少數是東漢、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絕大部分產生於魏晉南北朝時期。它們約占《隋書·經籍誌》所錄四部書種數的五分之一弱，卷數的三分之一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