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不僅在內容上“包舉一代”，而且在體例上也有新的創造，從而擴大了記事的範圍，使客觀曆史有可能得到更多方麵、更多層次的反映。班固說他撰《漢書》是“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就是要使這種反映具有一種恢宏的氣象。而《漢書》無疑是達到了這個目標的。後代史家範曄評論《漢書》說：“若［班］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103]班固作史，不以主觀好惡而抑揚、進退，內容豐富而不冗雜，記事詳盡而且得體，使人讀來興致盎然而無倦怠之感。這是從史家書法、曆史內容、史書體例和文字表述上對《漢書》的高度評價。班固說的“上下洽通”和範曄說的“詳而有體”，概括了《漢書》在曆史撰述上的特色和成就。
“上下洽通”，這是在內容上和思想上的要求；“詳而有體”，這是在材料處理和表現形式方麵的要求。這兩者是互相依存、相得益彰的：“上下洽通”隻有通過“詳而有體”才能表現出來，“詳而有體”如果離開了“上下洽通”也就成了空話。《漢書》二者兼得，故成為一代傑作。
上文引劉知幾評論《漢書》，說它“究西都（西都，指長安，這裏是代指西漢——引者）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又說它“言皆精練，事甚該密”。這是極概括的說法。具體說來，《漢書》在“上下洽通、詳而有體”方麵的成就，一是反映在全書內容的貫通和博洽及其外部表現形式上，一是反映在全書各部分內容之相互關係的邏輯思想上。
《漢書》在內容上的貫通和博洽以及與之相應的體例，在紀、表、誌、傳中均有反映，而以表、誌最為突出。作為皇朝史，《漢書》紀、傳在反映曆史聯係上，也存在承上啟下的問題。《高帝紀·讚》反複引證前人的話，用以證明“漢承堯運，德祚已盛”即所謂“得天統矣”，這顯然是為了說明承其上之所由來。而《平帝紀·讚》所說“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這是一方麵指出“政自莽出”，一方麵指出王莽無法文飾“變異”與“民怨”，下啟漢代中興之所由來。不過，“政自莽出”局麵的形成，尤其是十幾年王莽新朝政權的存在，卻是帝紀中無法表述的。班固是借助於傳來彌補的。《漢書》除《敘傳》以外的最後三篇傳，反映出作者在這個問題上的深思熟慮。它們是《外戚傳》、《元後傳》和《王莽傳》，這是有內在聯係的三篇傳記。王莽以外戚身份終於“篡漢”，這在漢皇朝曆史上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事情。所以班固寫了一篇很長的《外戚傳》，“序自漢興，終於孝平”，指出：“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但隻有文、景、武帝太後及邛成後四人“保位全家”；另有三人因“夭折不辜”，故其家“依托舊恩，不敢縱恣，是以能全”；而“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班固最後說：“鑒茲行事，變亦備矣。”做這種考察，講這樣的話，都是寓有深意的。《元後傳》是班彪所撰，班固置於《外戚傳》與《王莽傳》之間，是因元帝皇後王氏係王莽之姑，她經曆元、成、哀、平四世“為天下母”，六十餘年中，王家勢力膨脹，“五將十侯，卒成新都”；她雖以“漢家老寡婦”自居，不願以國璽授王莽，但又無力挽回現狀。班氏父子把她看作是這個重大轉變中的悲劇人物。《王莽傳》是全書中篇帙最大的傳記，但它實則是紀的體例，開始用漢紀年，而後用新莽紀年，以此表述兩漢之際的一段曆史；其後論指出：“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聖王之驅除雲爾！”這就交代了“光武中興”之所由來。班固在如何表述西漢曆史之承上啟下問題上，可謂用心良苦。這在班固看來，當是“上下洽通”的一個重要方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