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天人關係，本質是人們用以說明社會曆史現象及其生成、變化原因的基本觀念。殷周之際，“天命”主宰著人們的曆史觀念。商王盤庚遷殷，是以“天命”的名義。[1]武王伐紂，是“恭行天罰”[2]。周公東征、分封等重大軍事、政治活動，同樣都是“上帝”之“命”的體現[3]。總之，社會生活中的所有現象，都是“天命”決定的。這是人們用“天命”來說明社會曆史的時代。
從西周末年到春秋時期，出現了怨恨“天”、懷疑“天”的情緒和思想傾向，這在《詩經》有關篇章中多有反映，而在《國語·周語下》中更是赫然出現了與“天命”相對應的“人故”（即“人事”），進而又有“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4]的說法。這表明，人們已不再囿於以“天命”來說明曆史現象和社會現象了。在人們的曆史觀念中，在“天命”的對立麵出現了“人事”這個被“發現”、被認識的事物。從曆史觀念來看，這是人們開始覺醒的時代。
從戰國至西漢，是一些史學家擺脫“天命”的時代。一部《戰國策》，反映的是人力、人謀的作用，“天命”變得蒼白了。從劉向的《戰國策·書錄》中可以看到，那是這樣一個時代：“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謀，扶急持傾，為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為安，運亡為存，亦可喜，皆可觀。”[5]這哪裏還有“天命”的影子呢。在關於天人關係的認識上，司馬遷是一位偉大的懷疑者和變革者，他不僅明確地表明：“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說：“餘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6]更重要的是，司馬遷的《史記》寫出了大量的曆史人物，從多方麵說明了人在曆史活動中的主體作用，從而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在曆史觀念上的人本主義傳統。從這個意義上說，司馬遷開辟了天人關係說走向理性時代的道路。在《史記》以後的一些重要著作中，盡管還時時有稱說“天命”的現象，但從主流上看，它們都不居於重要位置，甚至大多都不是有實質性的意義。到了中唐時期，同史論、史評有密切關係的思想家柳宗元寫出了《天說》一文，他的好友劉禹錫寫出了《天論》三篇，於是“天”被認識為物質，並在自行運動著，而這種運動著的物質的“天”（即“自然”）與“人”各有其能，二者的相互影響，形成了社會生活的種種現象。[7]至此，天人關係說完成了它走向理性階段的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