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好的刊物就是一所沒有圍牆的大學。它培養作者，滋養讀者。刊物的編輯是作者的老師和朋友。他們的心血浸透在發表的每篇文章中但不為人所知。為人作嫁，映照出編輯職業的崇高與神聖。我既是《教學與研究》的常年讀者，也是它的作者。無論作為作者還是讀者，我都獲益良多。
▲ 攝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雖說是住房，實際是廚間。六米尚不足，不礙寫文章”，與當今青年教員的住房無法相比，100平方米以上的住房當時已是豪宅。
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發表在《教學與研究》上。那是1956年，距今已半個世紀。題目是《張東蓀哲學思想批判》。我正年輕，不知深淺。當時的主編是王南同誌。這是一位非常健談且學識淵博的老同誌。人們說他對著一張中藥方的藥名都能滔滔不絕講半日，的確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曉。他為人非常熱情。我的這篇文章就是他編發的。我記得王南同誌在編發文章的過程中多次問我，是不是抄的。我說不是，是我自己寫的。王南是老八路，我是小青年。他這樣問，說明他直率，也說明他認真，怕刊物上出現文抄公，損害刊物的名聲；也是對青年作者的愛護，怕我剛上文路，就摔跟頭。第一篇文章的這點小趣事，至今仍然沒有忘記。我寫文章至今仍堅持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想法，不克隆別人的東西，連自我克隆都會內疚。這應該是我的第一篇文章第一位責編的功勞。
文章發表後拿了一百多元稿費，當時就像中大獎發了洋財，不知道怎麽用。請朋友撮了一餐，買了雙皮鞋，還剩下不少。對現在的青年來說，發表一篇文章不值一提，大部頭的著作都不稀罕。可對當時剛分配到人民大學哲學教研室工作的我來說，這可是一個巨大的動力。它引發了我寫作的興趣和自信心，也使我懂得寫文章的起碼道德——不能當文抄公。為文有道——這個道不僅是文中之道，而且是文外之道即作者的人品。一位好責編，就是一位好老師，此言不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