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利奧塔在1968年“五月風暴”三十周年的紀念日到來前夕辭別了這個世界，“五月風暴”對於利奧塔和他的思想，對於後現代理論，對於整個世界來說，都是影響深遠而且令人難忘的。盡管在形成後現代主義思潮過程裏舉足輕重的思想家中，隻有利奧塔坦承自己是“後現代主義者”，但所有那些人，甚至是後現代主義最積極的批判者哈貝馬斯，也無法否認“五月風暴”在他們心路曆程中烙下的深深的印跡。盡管隨著時間的流逝，這個紀念日的意義正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閃爍不定，但是，不管對於“後現代”的界定如何歧義紛呈，至少有一點是確鑿無疑的：“五月風暴”不僅為“後現代主義”提供了精神資源和實踐動力，而且也充當了“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們的思想熔爐。
“五月風暴”是法國曆史上的一個傳奇時刻，在那一時刻，婦女得到了解放，性行為變得空前自由、隨便，工人的工作環境變得更符合人性；正是在那一時刻，利奧塔和他那些不肯屈就於“後現代”名下的同事們決定不再緊隨他們前輩的足跡，不再卷入同樣日複一日的“學院政治”體製之中。作為同一代知識分子，哈貝馬斯、福柯、鮑德裏亞、德裏達、利奧塔、布爾迪厄、凡蒂莫等當代思想大師，都分享了與“五月風暴”相隨共生的社會思想資源。布爾迪厄在《學術人》的英文版前言中曾分析過他們這一代法國知識分子的特殊性，他認為福柯、德裏達等人，也包括他自己，都一直處於一個非常奇異的位置，正是這個位置使得那些原本非做不可的俗事變成了出於知識分子良知才不得不為的事。在正常情況下，他們這一代人原本將注定要在學術體製內憑借他們學術上的成功進行簡單的再生產，而學術上的成功無疑會把他們領到體製內的統治地位。然而，他們這一代人卻偏偏經曆了學校的體製就在他們腳下崩潰的體驗，在1968年的“五月風暴”中他們看到並經曆了這一傳統的統治地位的塌陷，因而都被引向了反體製的道路，這一反叛的根源存在於他們與作為一種體製的大學的關係之中。這一反叛的姿態通常是被作為一個自由降臨的、自由決定的選擇來體驗的，甚至被作為多少有點“英雄氣概”的決裂來體驗的。但布爾迪厄卻認為這一反叛姿態其實是被社會曆史決定的，正是他們所處的奇異位置，使得這一代人的集體命運變成了一個可以作出選擇的選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