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或“後現代主義”一詞首次出現於什麽年代？這是一個看法不一的問題，至少在19世紀70年代英國藝術家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就曾使用過“後現代主義”，在1917年帕維茨（Rudolf Pannwitz）也曾使用過它。有些研究者還傾向於將“後印象派”（19世紀80年代）和“後工業”（1914—1922年）的提法，看成是“後現代”的開端。有些研究者則傾向於將“後現代”與發端於20世紀40至50年代的美國、1958年之後的法國的後工業社會、消費社會、媒體社會、晚期資本主義或跨國資本主義聯係在一起，認為60年代是“後現代”一個重要的過渡期，並認為後現代主義強化、再現或再生產了消費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至於後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的意義的界定，更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由於後現代是一個鬆散的甚至歧義叢生的思潮，因此任何界定工作都難免有簡單化之嫌。
如果撇開“後現代”概念的定義及其具體曆史發展過程，不難發現後現代的思想價值是在質疑現代性方案的基礎上產生的，這也就不難理解後現代理論與其思想對立麵為什麽總是抓住啟蒙理性問題不放，從知識譜係來看，後現代與其批判者都不得不從康德思考過的問題開始他們的思想之旅。
1784年11月的德國《柏林月刊》上發表了康德對“什麽是啟蒙”這一問題的回答，康德把啟蒙描述為一個特定的時刻，即人類運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服於任何權威的時刻。因此啟蒙是一組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事件，而批判則是這個曆史過程必須具備的因素，因為批判的作用是規定理性運用的合法性條件，其目的是決定什麽是可知的，什麽是必須做的，什麽是可以期望的。
福柯在《什麽是啟蒙》中順著康德的思路展開論述，具體表述了他對於啟蒙、理性和人道主義的看法，福柯的立場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理解為後現代思潮的精神宣言。福柯認為對啟蒙的堅持，就意味著必須把啟蒙理解為一種態度、一種氣質、一種哲學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關於我們是什麽的批判，同時是對我們背負的限度的曆史分析，並伴隨著超越它們的可能性的實驗。福柯在剖析康德對理性的論述時指出，康德實際上區別了理性的私人的和公共的運用。所謂理性的私人運用，是指理性並不能指導我們從現實關係中獲得自由，作為社會機器中的齒輪，此時理性必須臣屬於可見的特殊目的，不可能有任何自由運用。理性隻是我們在內心深處獲得自由的方式，是為理性的理性。按照福柯的解讀，康德正是通過這種妥協的表述，將理性與啟蒙聯結起來，康德認為理性的普遍的、自由的和公共運用相互重疊的時刻，啟蒙就存在了。顯然，主體在理性的運用中處於一個雙重的位置。應該說，理性是曆史性的產物，理性的條件是被曆史性決定的，存在著理性的曆史，但這並不意味著理性可以降格為它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