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英美派不同，法國派女權主義批評更關注女性寫作的語言和文本，更多地體現出解構主義的特色。其代表人物對“女性本質”論和“女性文學傳統”的命題均持懷疑態度，認為如果一定要尋找固有的“女性文學傳統”，客觀上反而有可能維護父權製的文學史觀；她們的批評吸收了德裏達的解構主義和拉康解構化的精神分析理論的某些思想，麵向未來，重點放在“女性寫作”上，希望建立一種標舉差異的文學烏托邦式的符號學。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克莉絲蒂娃、西蘇和伊瑞格瑞等。
朱莉亞·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 1941— ）原籍保加利亞，大學時學習文學，擔任過一家報紙記者，1966年獲得法國一所大學博士獎學金，遂移居巴黎至今。在巴黎，她得到過托多洛夫、戈德曼、巴特等結構主義大師的指導和幫助，從中吸取了符號學、語言學的許多思想，但她並未受此局限。後來她加入了法國後結構主義理論團體“太凱爾”，成為其主將之一。她廣泛學習、研究當代西方各種重要的學術思潮的成果和方法，如精神分析學、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符號學、語言學、解構主義，她都加以研究，都有所吸收，也都有所揚棄，形成了她自己不遵循任何一種學說和思路的獨具一格的理論風範。1974年她訪問中國，關心中國婦女的命運，後出版了《關於中國婦女》一書，提出了要曆史地、文化地看待中國婦女，闡明了“中國共產主義的曆史同婦女解放的曆史是一致的”[22]觀點，並發揮了毛澤東的觀點，認為離開了婦女解放，男人也不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
作為女權主義者，克莉絲蒂娃首先著重分析語言、文化上婦女被壓抑、排斥的地位，她說：“我知道‘女人’不能代表什麽，不能說什麽話，她被排斥在術語和思想外，而確實有些‘男人’熟悉這種現象；因為這是有些現代文本從不停止表示的東西：驗證語言和社交行為的限製性，如法律和犯罪、統治與（性）快感，而從不規定一種是男人的，另一種是女人的。”[23]換言之，一切都屬於男性，女性連在語言、術語中也無絲毫的位置。但克莉絲蒂娃並不一般地主張男女平等，而是顯得更為激進。她甚至認為不應也不可能界定“女人”，“認為‘一個人是女人’和‘一個人是男人’，幾乎同樣荒謬，並且具有同樣的蒙昧主義色彩”，“因此，我對‘女人’的理解是‘女人’無法逾越、無法言傳，存在於命名與意識形態之外”；“在更深的程度上，女人不是一個人能‘成為’的某種東西”[24]，要界定女人實際上是把女人當物看待，就是貶低了女性的價值和地位。而且，女性的這種不可界定的邊際地位，模糊了男女的明確界限，也就具有了消解父權製男女二元對立的特殊意義。其次，克莉絲蒂娃提出了一種對男權中心具有顛覆性的符號學。她吸收、改造了拉康的精神分析的象征理論，認為象征秩序與父權製的社會文化秩序相聯係，而符號學則產生於前俄狄浦斯階段，與母親、女性密切相關；符號學不是取代象征秩序，而是隱匿於象征語言內部，組成了語言的異質、分裂的層麵，顛覆並超越象征秩序，這也正如同女性既處在男性社會內部又遭到其排斥，被逐至它的邊緣，從而模糊了父權製男女二元對立的界限而產生顛覆父權製社會的作用。這樣，符號學就具備了解構父權製二元對立的女權主義的意義。再次，她也重視母性的意義，認為女人生育子女並不意味著她不能從事專業工作，相反，生育始終與文化活動相一致，因為在孕育生命過程中女人能更深刻理解生命的內涵，所以她不同意波伏瓦認為母性功能有罪的觀點，而是從解構主義消解二元對立的立場出發，“將母性看作是對男性中心主義的一種挑戰；懷孕和生育打破了自我與他人、主體與客體、內部與外部的對立”。[25]這樣，她的符號學就具有某種反抗男權中心的革命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