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批評是與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發展分不開的，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西方第二次女權運動的高漲，直接引發了女權主義文學批評。
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第一次浪潮出現在19世紀後半葉到20世紀初期，以1920年至1928年美英婦女獲得完全的選舉權為達到**的標誌。60年代後，出現了第二次女權運動。這次女權運動的大背景是法國和西歐的學生造反運動，以及美國的抗議越戰的和平運動、黑人的反種族歧視運動和公民權運動。歐美政治鬥爭的風起雲湧，成為這次婦女解放運動的直接導火線。這次女權運動已超越了第一次女權運動爭取婦女財產權、選舉權的範圍和目標，逐步深入到就業、教育、福利和政治、文化各領域，並努力上升到對婦女的本質和文化構成的探討，“它包括一名婦女應是什麽的真正問題，我們的女性氣質和特征怎樣界定，以及我們怎樣重新界定的問題，它包括反對婦女作為供男性消費的性欲對象的戰役，反對色情描寫、強奸等暴力形式；婦女解放運動關心婦女的教育、福利權利、機會的均等，工資、工作環境選擇的自由，婦女有了孩子後的生活、是否要孩子以及什麽時候要孩子的權利；關注父權製的壓迫方式，它和階級及種族對婦女的壓抑等”。[1]顯然，這次女權運動的深廣度遠遠超過了第一次。
在這樣的社會政治背景下，女權主義批評應運而生。它首先發現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中根深蒂固的男權中心主義的存在，如在作為主流文學的男性文學作品中有大量的性別歧視存在；就是女性作家的作品，多數也受到男性中心話語的控製，從而對之加以批判。女權主義文學批評正是這樣依托著爭取女權的政治鬥爭的強大動力而發展起來的，它同時又反過來為女權政治運動提供了獨特的思想武器，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正如女權主義批評家艾德裏娜·裏奇所說：“政治觀點與人們強調的文學新觀點之間呈現一個清晰的動態；沒有日益發展的女性主義運動，女性主義的學術運動就不會邁出第一步”[2]；巴巴拉·史密斯談到黑人女權主義批評時也說，它“合乎邏輯地起源於黑人女性運動，同時又為參加運動的婦女貢獻自己的思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