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羅同桑塔亞那不同，他不是一個有係統哲學理論的哲學美學家，而是一位有濃厚經驗主義色彩的藝術鑒賞、評論型的美學家。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門羅沒有自己的哲學立場與傾向，相反，他的全部美學著作和理論中極為鮮明地貫穿著一條新自然主義哲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紅線。
門羅之所以被稱為新自然主義者，一方麵表明他同桑塔亞那、杜威（被認為是實驗主義的自然主義）的自然主義有著明顯的繼承關係，另一方麵他的自然主義又有著自己的一些新特點。
門羅對桑塔亞那和杜威的自然主義哲學、美學給予高度的評價，並承認自己受到他們的直接啟示。他曾引證了威廉·奈特《美的哲學》一書中對杜威年輕時美學論著的讚揚；又說“桑塔亞那1896年發表的《美感》一書，是朝著自然主義和心理美學的方向邁出的關鍵的一步，至今仍保持著相當的活力”。[1]他還稱讚桑塔亞那的《藝術中的理性》和杜威的《藝術即經驗》“充滿了哲學的智慧遠見”，它們雖屬形而上的“藝術哲學”，但仍較為充分地討論了藝術的形式和經驗的多樣性，而不局限於對美作空洞的概括。在這類討論中，桑塔亞那和杜威經常把評價和對可觀察的事實的描述結合在一起，論述得“深刻透徹”[2]，他認為這種對藝術“事實”和審美經驗的“觀察”與“描述”就是自然主義的方法。他在20世紀70年代出版的《大英百科全書》第十五版的“美學”條目中，第一次給予桑塔亞那以很大的篇幅與重要的地位，而在該辭典第十四版（1956年）的“美學”條目中桑塔亞那連名字都未被提到。他還在該條目中說桑塔亞那是“西方”自然主義的或科學的美學的奠基人。40年代，他同桑塔亞那有密切聯係，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直接受到桑塔亞那的啟示。他曾公布了桑塔亞那從羅馬給他寫的一封信，在該信中，桑塔亞那讚揚門羅等“在探討廣泛的藝術課題時是從事實角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和趣味出發”，而批評哲學家們隻是空洞地論述什麽是“美”，批評家們則糾纏於藝術中的具體是非，認為，“其實，你隻要弄清楚人們為什麽和在什麽時候創造了這類藝術和形成了這種趣味，你就可以在更加堅實的基礎上來論述問題”。[3]可以說，門羅的全部美學研究，正是沿著桑塔亞那指出的這一自然主義方向進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