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年），德國曆史哲學家。1904年獲柏林大學博士學位，畢業後曾在一家中學任數學教師，後定居慕尼黑專事著述。1918年7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接近尾聲之際，斯賓格勒的代表作《西方的沒落》在維也納首次出版。該書的問世，由於正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西方社會物質窘困與精神危機的負麵效應相吻合，因而如狂飆突起，使歐洲文化界深受震撼。該書曾先後被譯為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日文等多種文字。此外，斯賓格勒還著有《普魯士精神與社會主義》、《人和技術》、《決定的時刻》等著作。
斯賓格勒沒有寫過一本專門的美學著作，他的美學思想集中見於他的文化學說和曆史哲學之中。在斯賓格勒的理論體係中，藝術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他或者是從文化形態學的角度，在對世界曆史中幾種主要的文化形態進行分析和比較研究時，論及藝術的本質和特點，或者是從藝術的角度來透視不同文化形態中所蘊含的不同的生命意識及不同文化形態所獨具的特殊風格與曆史形式。可以說，藝術正是斯賓格勒賴以建構他的文化形態理論並借以對不同文化形態作出區分的重要依據之一。因此，我們隻有通過他的文化曆史哲學，才能深刻把握其美學思想的精神實質。
一 獨特的文化形態學理論
斯賓格勒是一位頗具詩人氣質的哲學家和曆史學家，也是一個對時代具有特殊敏感並作出了深刻反思的思想家。正如美國學者休斯所說：“他是一位具有高度直觀天賦的文化預言家。”[1]早在1911年，斯賓格勒開始構思《西方的沒落》一書時，他就敏銳地預感到，隨著資本主義世界內部矛盾的日益加劇，世界大戰將迫在眉睫，是“曆史危機的必不可免的外在表現”。後來世界大戰的爆發及其結果，更使他堅信一切文化都逃脫不了死亡的歸宿。因此，他斷然否定了近代西方的曆史觀，批判了近代西方的曆史哲學，摒棄了近代西方曆史思想中那種單線論的、以西歐為中心的所謂“古代—中古—現代”三分法的直線曆史進步觀。他把這種不是內在地去領悟曆史，而是從外部搜尋一些僅具表麵價值的曆史陳跡，然後又機械地堆入“古代—中古—現代”的僵硬模式的曆史觀，稱之為曆史研究中的“托勒密體係”。在他看來，這種空洞無物且又毫無意義的曆史模式，不僅不能揭示出曆史本身的真諦，甚至還掩蓋了曆史事實的真相，並足以導致曆史研究的任意性和主觀性。“問題不僅在於這種體係限製了曆史的領域，更壞的是，它左右了曆史舞台。西歐的土地被當作一個堅實的‘極’，當作地麵上一塊獨一無二的選定地區，理由似乎隻是因為我們住在這裏：而千萬年來的偉大曆史和遙遠的強大文化則都被迫極其謙遜地繞著這個‘極’在旋轉。這是一種太陽和行星式的怪想體係！”[2]斯賓格勒認為，這種用某種外在的因素來解釋曆史、按照“原因”和“結果”的體係來安排曆史事件、對待曆史的“實用主義態度”，根本上是由於混淆了自然科學與曆史研究之間的區別，並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取代曆史研究特殊方法的結果。在曆史領域裏“過去的研究方法幾乎全是從那唯一完全鍛煉認識方法的科學，即物理學那裏搬來的，以致實際上我們雖在研究客觀的因果關係，我們卻自以為是在進行曆史研究。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實是，舊式哲學除了這種看法以外，從來沒有想到過在有意識的人類悟性和外部世界之間還有任何其他關係存在的可能。康德在他的主要著作中奠定了有關認識的形式法則，他認為自然隻是理性活動的對象，他沒有，他以後的人也沒有注意到這種看法應當有所保留。對康德來說，知識就是數學知識，他討論了理性的先天直觀形式和範疇，但是他從來沒有想到過用以領悟曆史印象的全然不同的機製”。[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