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商品經濟和海外貿易的拓展，以伯裏克利為領袖的雅典民主政治得到進一步發展，並影響到整個希臘世界。以雅典人為代表的希臘人，無論在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還是在政治生活領域，都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公民們被要求提高自己的素質和文化修養，確立新的教育方式和行為準則，於是在全希臘範圍內出現了一批以傳授辯論和演說技藝，傳授治國安邦的要義為己任的職業教師，這就是智者。
智者打破早期自然哲學的狹隘學派的界線，使哲學進入公眾的日常生活，借以提高公民的實踐能力。他們不以建構學說體係為目的，但是在長期的論辯和教學活動中，卻形成以人和社會為中心的學說。智者們各自不一定都擁有完整的思想體係，甚至也未必致力於理論上的概括和總結，彼此間也未形成一致的觀點，在某些觀點上甚至還是互相對立的，但是他們屬於同一思潮，以下這些觀點在他們之中是有代表性的。
在哲學方麵承認客觀存在是“流動的物質”，但從感覺論出發，錯誤地得出主觀唯心主義和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的結論。在社會政治問題上，各持自然論和約定論觀點，後者占到優勢，強調人類法優於自然法，認為前者是人類通過努力得到的一種進步，反對把法律看作是由神賜予的，認為法律是人們相互間的約定。主張人人在政治、財富、社會地位上的平等，認為在民主政治下，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反對奴隸製度，因為神使一切人生來是平等的，自然不會使一個人成為奴隸。在道德倫理問題上，提出了獨特的主張，認為美德是可以教的，從而否定了人的美德是天賦的、隻能來自高貴出身的偏見，否定了美德是偶然出現於特殊人物的特殊品質的觀點，認為美德是已知的可控製的過程所產生的結果。這一係列觀點，對推進當時的社會組織具有重要的意義。對傳統的宗教觀念也進行了批判，相應地提出了接近於無神論的觀點。例如，普羅迪科等認為，諸神對人類事務不感興趣，諸神也不會因人類犧祭與否而賞善罰惡；有的甚至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他們還教人在辯論中如何使用論據和如何講話，促進青年一代去批判傳統觀念，用新觀念去取代舊觀念，從而對正處在變革中的雅典社會起到了促進作用。因此被認為：“對人類史有不可估量的影響。”[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