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國形式主義和稍後的布拉格學派的詩學和美學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都直接受到索緒爾的啟示。如他們對語言中的詩歌（文學）語言與實用（生活）語言作了區分，在兩元對立中突出詩歌語言，以此來為詩（文學）定性，雅各布森對決定文學作品本質的“文學性”的強調就是適例；又如他們在對文學作品的形式與內容的二元區分中突出形式的主導作用，認為文學作品的特性在語言的組織、修辭的安排和技巧的運用等形式方麵，因而文學批評亦應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對作品的形式結構加以考察和把握；再如雅各布森直接吸收了索緒爾對橫向組合與縱向組合區分的思想，與傳統修辭學、詩學理論結合起來，把隱喻和轉喻兩種修辭手法上升、擴大為一切修辭格的普遍模式，並推廣到詩學、美學研究中去。這一發現甚至被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所吸收和運用。
結構主義美學受惠於索緒爾語言學理論最多。從雅各布森到列維斯特勞斯，從托多羅夫到巴特，從阿爾都塞到拉康，無論他們具體的主張和觀點有多麽不同，但無不沿襲了索緒爾的結構語言學的基本思路。如列維斯特勞斯的神話學完全建立在索緒爾語言與言語兩分法的基礎上；又如巴特的《敘事作品結構分析導論》就直接借用了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從句子的三個語言層次（語音、語法、語義）的結構推演出敘事文學文本有功能、行動、敘述三個層次結構，文學批評應在分析這一結構中揭示其“分布”與“融合”關係，從而建立起其結構主義敘事理論的模式。
需要著重說明的是，20世紀“語言學轉向”在實證—分析哲學、美學中的體現與在現象學、存在主義思潮中的體現是有重大區別的。這種區別，集中在對語言本質的認識和評價上。總起來說，二者都是將語言放置在了哲學的中心位置上。但是實際上，實證—分析哲學學派基本上還是把語言看成表達人的思想、意圖的工具、手段，雖然這種手段、工具也有能動性，也能反過來製約人的思維，確定人認識世界的界限。據此，他們對傳統哲學、美學的“語言批判”，主要集中在它們對語言（概念、命題、判斷等）的誤用上，歸根結底還是一種工具使用的不當上。而現象學、存在主義哲學、美學則給予語言以本體論的崇高地位，置於與存在同等的高度；語言不但不是人的工具，反而成為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不但不是人在說言，反而是言在說人、言自己在言說。這樣一種重大區別，是20世紀“語言學轉向”中一道亮麗的風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