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文化殖民中要重建的主體性是間性思維意義上的主體性。間性關係中主體雙方的相互關聯、相互溝通本身就內在地蘊含了主體雙方的彼此開放、平等對話。或者說，間性思維的主旨就是對話。正如南迪（Nandy）所指出的，尋找不同文化的“各個層次和部分”之間的聯係，就可以建立最為有效的文化對話。南迪認為，探索文明的真實性總是要探索文明的另一麵。不僅需要解釋和重新解釋某一文明特有傳統的能力，而且在為文化的自我發現努力時，要有能力發現同盟者的其他文明經常隱含的特點；在努力發現其他文明的其他特點時，要有成為其他文明同盟者的願望；還要正確把握這些對文明和文明利害關係的解釋。“這是文化對話的唯一形式。”[35]對話存在於主體間的相互關聯中，存在於不同文化間的相互聯係中。
從詞源學意義上看，“dialogue”（對話）源自於希臘詞匯“dialogos”。而“logos”意指“言語”，是凡俗與諸神之間的媒介，前綴“dia-”的含義是指“經由”或“通過”（through）。這也就意味著對話必須要在一些人之間進行，它指的是“意義的溪流在我們之中，通過我們和在我們之間流動”。[36]很顯然，對話的發生需要語詞經由與人的聯係方才可能。
對話既然體現出關聯性，體現了一主體與另一主體的間性聯係，它就是與“獨白”相對的。殖民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獨白”的理論話語，它不承認他者是一個具有意識的主體，不承認他者也具有獨立存在的價值。借用巴赫金的話來說，對於他者，殖民主義使用了一種外位性的“優勢視野”，它視他者為一個沒有個體生命，沒有主體意識，可以任意處置的奴隸。相反，對話性立場強調的是一種“複調”話語，或賽義德意義上的“無調的合奏”，即將他者看作“一種非常認真的對話交往的主體，一種真正的而不是演說式的表演的或文學程式性的對話交往的主體”。[37]對話性立場意識到主體自我與客體他者都是相對而言的，根本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事實上，任何個人、民族或者文化並不擁有超越於他者的“優勢視野”，反而應該積極擴展自己的視野，並把自己有限的視野轉移到他者的視野之中。任何個人、民族或者文化也不應該將他者作為物、作為客體來進行觀察、說明和分析，而應該在一個平等立場上與他者進行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