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講到，“正史”中的民族史專篇，有的已超越當時或今日國境的範圍。這就涉及對當時或今日域外情況的記述了。其中，有許多很有價值的記載，如《三國誌·魏書》的“倭人”傳，約兩千字，是關於日本古代史的重要資料，迄今為中外學者所重視[72]。值得注意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述，是跟佛教盛行和大量中國僧人西行“求法”有關。據《高僧傳》、《續高僧傳》、《出三藏記集》記載。從西晉始建到劉宋滅亡的兩百年間，西行求法的僧人日益增多。其中得以生還的僧人往往把自己的經曆記載下來，成為這個時期很重要的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記述。如東晉元興三年（404年），僧人智猛、曇纂等十五人離長安，經西域、越蔥嶺，至罽賓（今克什米爾）、迦維羅衛（今尼泊爾南境）、華氏城（今印度巴連弗）等地。劉宋元嘉元年（424年）智猛、曇纂返回涼州。智猛先在涼州譯經，後入蜀寫出《遊行外國傳》。《隋書·經籍誌》地理類有著錄，惜其書早佚。又如著名僧人法顯（約337—約422年）所寫的《佛國記》，是中國現存最早的有關中外交通的記錄，它記述了印度、巴基斯坦、尼泊爾、斯裏蘭卡等國的曆史、宗教，以及中國同這些國家的交通情況，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的寶貴文獻。其後，南朝梁時僧人慧皎著《高僧傳》，據《佛國記》的內容寫成《釋法顯傳》收入本書。沈約撰《宋書·夷蠻傳》，記“師子國”、“天竺迦毗黎國”等與宋的交往，記“倭國”與宋的交往等，反映了中國與外域聯係的發展。
隋唐時期，關於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的撰述，有賈耽的《皇華四達記》和杜環的《經行記》，是很重要的成果。《舊唐書·賈耽傳》主要記了賈耽在地理學上的成就，他的治學方法同裴矩有相似之處。杜環是杜佑的族子，在唐軍與大食軍戰於怛羅斯一役中被俘，後輾轉回國，乃著《經行記》。杜佑《通典·邊防九》數次引用《經行記》，成為後人了解唐代中亞各國的重要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