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家所撰“正史”流傳至今的共有十三部，它們是：範曄的《後漢書》（含司馬彪的《續漢書誌》），陳壽的《三國誌》，房玄齡等的《晉書》，沈約的《宋書》，蕭子顯的《南齊書》，魏收的《魏書》，姚思廉的《梁書》、《陳書》，李百藥的《北齊書》，令狐德棻等的《周書》，魏徵等的《隋書》，李延壽的《南史》、《北史》。這十三部“正史”，占了“二十四史”中的半數以上，在中國古代史家撰寫皇朝史領域中，具有非常顯赫的曆史地位。
其重要曆史地位之一，是它們記述了中國自東漢、三國、兩晉、十六國、南北朝至隋的曆史。這是中國曆史發展上的十分重要的曆史時期，即在政治上從統一到分裂，又從分裂走向更大規模的統一的階段；其間，經濟文化的發展，政治建置的演化，民族間的衝突與重新組合及走向融合等，都呈現出空前活躍、空前複雜的麵貌。所有這些，構成中華文明發展的一個重要階段，都在這十三部“正史”中得到了係統的、全麵地反映。這些“正史”的作者以及這些“正史”所反映的曆史內容，都得到了後人對之表示的敬意。
其重要曆史地位之二，是建立並健全了後一朝代為前一朝代撰寫“正史”的製度，從而使這一製度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優良傳統。正是這個優良傳統保證了關於中華文明之連續性發展的記載不曾中斷。這是中華文明的一大特點，也是對世界文明史的一大貢獻。
其重要曆史地位之三，是史學家群體的曆史意識和史學意識進一步強化。這表現在兩個方麵：一個方麵是在曆史撰述中接續前史的意識，如範曄撰《後漢書》，本有寫出“十誌”接續《漢書》誌的計劃；這個計劃未能實現，但由後人劉昭以司馬彪《續漢書》誌補之。又如《魏書·地形誌》所敘，則上承《漢書·地理誌》；《隋書》十誌更是包含梁、陳、齊、周、隋五代的製度；唐修《晉書》，其誌則追敘三國，而其空間則包括“十六國”，成為完整意義上的晉史。再如《南史》、《北史》，以“通史”形式分敘南朝史和北朝史，一則使縱向貫通，二則使南北互見，三則反映“天下一家”的曆史思想，等等。所有這些，都反映出史學家們自覺的曆史意識和史學意識在不斷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