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晉書》以房玄齡、褚遂良為監修，參與撰述的有許敬宗、令狐德棻、敬播、李淳風、李延壽等二十一人。令狐德棻被參撰者“推為首”，他和敬播在製訂《晉書》體例上起了重要作用。新修《晉書》以南朝齊人臧榮緒（415—488年）所撰《晉書》為藍本，采諸家晉史及晉人文集予以補充，重新撰定。劉知幾特別強調它“采正典與雜說數十餘部，兼偽史十六國書”[84]。這反映了新修《晉書》在所取文獻上和內容上的特點。貞觀二十二年（648年），新修《晉書》撰成，包括帝紀十卷、誌二十卷、列傳七十卷、載記三十卷，敘例、目錄各一卷。敘、目已佚，今存一百三十卷。據宋人稱，因唐太宗為宣、武二帝紀及陸機、王羲之二傳寫了後論，故全書曾總題為“禦撰”。
《晉書》記事，起於晉武帝泰始元年（265年），迄於晉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含西晉四帝、東晉十一帝共一百五十六年史事，並追敘晉室先世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在東漢末年和曹魏時期的活動，還包括了大致跟東晉同時存在的北方十六國史事。《晉書》對於這樣紛繁的曆史格局，都能從容地表述出來，顯示了唐初史家的撰述修養和創造才能。《晉書》的成就，首先在於它寫出了兩晉曆史的全貌，彌補了以往諸家晉史的缺憾。因其“參考諸家，甚為詳洽”[85]，在內容上也很充實。因此，《晉書》問世後，“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86]。《晉書》的成就還突出地表現在它對民族關係在曆史撰述上的重視和認真處理。它繼承了《東觀漢記》所用的“載記”體例，創造性地以其記十六國君臣事跡、國之興廢，並著眼於僭偽，不再渲染華夷。這跟南北朝史家撰史互以對方之史為“傳”且以“索虜”、“島夷”相稱，不僅有表述上的區別，更有認識上的發展。它同“五代史”在處理南北關係上是一致的，反映了隋唐統一後“天下一家”的思想。載記中頗有寫得精彩的篇章。關於石勒的兩卷，寫他斬祖逖部下降者繼而送首於祖逖，寫他“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寫他“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及所發論議，寫他在宴請高句麗使者筵席上對漢高、韓、彭、光武、曹操、司馬懿父子的評價及自認“當在二劉之間”的談話，都寫得酣暢淋漓。關於苻堅的兩卷，寫他登龍門、遊霸陵而與臣下論前人得失，寫他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寫他廣修學官、親臨太學，寫他的淝水之敗、長安之失，也都極有聲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