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思想史上，率先探討曆史規律性的是意大利思想家維科。在曆史哲學的開山作——《關於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學原理》中，維科著重考察了民族的“共同性”，即曆史規律性，並提出了兩個重要觀點，即人類的曆史是由人類自己創造的；曆史發展具有規律性，各民族的曆史都必然經曆神權、英雄和人權三個階段。
在維科之前，神學曆史觀占據統治地位，人們確信“人的曆史是神定的一種秩序”。維科則把人類曆史的中心從神移向人類本身，並從人本主義的角度肯定了曆史規律的存在，這是維科曆史哲學的獨特之處，也是他對人類思想史的貢獻。然而，當維科宣布“人類創造曆史”時，他又同時提出“上帝創造自然”。這就以一種新的形式製造了自然與曆史對立的神話，並開啟了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對立的先河。
法國啟蒙哲學進一步探討了曆史的規律性。盧梭認為，曆史具有內在聯係，生產和技術的發展是曆史發展的主要動因；曆史進程不可逆轉，而曆史正是在對抗和矛盾中向著自己的對立麵過渡的。盧梭已經用相互作用的觀點來研究曆史及其規律性了，由此而顯示了出乎他的時代意料之外的曆史主義敏感，“幾乎是堂而皇之地把自己的辯證起源的印記展示出來”[1]。
盧梭的辯證方法為法國“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所接受，聖西門、傅立葉把曆史規律觀念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首先，曆史發展具有內在的規律性。傅立葉明確提出“社會運動規律”這一概念，並斷言：“社會運動……有規則地進行著。”[2]傅立葉把人類曆史劃分為五個時代，即蒙昧時代、宗法時代、野蠻時代、文明時代和未來的“謝利葉”時代，並認為這五種社會的產生都具有必然性，是“經濟上命定”的。聖西門則把人類曆史劃分為五個時期，即開化期、奴隸製度、神學—封建製度、“新封建製度”（資本主義製度）和未來“實業製度”，並認為這五種製度的產生都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