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物質變換是社會經濟規律與自然規律一致的中介一樣，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與自然曆史過程的相似，則是以社會經濟工藝學為中介關係的。換言之，這裏是這樣一種關係：社會經濟規律——物質轉換——自然規律；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工藝學——自然曆史過程。在這裏，社會經濟工藝學與物質轉換之間又有著直接的關係。然而，現行的曆史唯物主義體係是不講物質轉換、社會經濟工藝學等概念的；傳統的見解又把社會經濟形態直接等同於生產關係，等同於經濟基礎，以至等同於社會形態。這是把社會經濟形態與自然曆史過程“相似”上升到“社會形態是自然曆史過程”的認識根源。
應當指出，把社會經濟形態、社會工藝學從社會發展中抽象出來，這是馬克思對社會認識的深化。在《德意誌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已經把分工看作生產力與所有製之間的中介關係，“分工和私有製是相等的表達方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22]。但是，社會經濟形態概念當時還沒有從“活動”中剝離出來，馬克思當時對所有製的關係更感興趣。因此，他以所有製作為劃分曆史階段的標準，即“部落所有製”、“古代公社所有製或國家所有製”、“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製”、“資本主義所有製”。
直到1859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馬克思才第一次提出“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從此以後，他始終以經濟形態的觀念來考察社會。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做出兩項推進：
其一，用社會經濟形態劃分曆史來取代以所有製劃分曆史。馬克思指出：“大體說來，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可以看作是社會經濟形態演進的幾個時代。”這裏，考察曆史的坐標轉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