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體係往往以哲學家個人的名字命名，但它並非專屬哲學家個人。黑格爾說過，哲學是“思想所集中表現的時代”。馬克思把這一觀點進一步發揮為“真正的哲學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由哲學家們創造的哲學體係不管其形式如何抽象，也不管它們具有什麽樣的“個性”，都和哲學家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法國啟蒙哲學明快潑辣的個性，德國古典哲學艱澀隱晦的特征，離開它們各自的時代是無法理解的。
從根本上說，任何一種哲學體係的出現都和它所處的時代相聯係，都是一定時代的產物。馬克思哲學的產生就是19世紀中葉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英國工業革命及其後果、法國政治革命及其後果、世界曆史的形成及其意義，這三者是資產階級進行曆史性創造活動的主要成果，這些成果及其引起的規模宏偉、具有現代形式的社會矛盾，是推動馬克思創立“新唯物主義”的根本原因，構成了馬克思哲學得以產生的時代背景。
肇始於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工業革命，到了19世紀40年代已經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生產已經機器化、社會化。1789年開始的法國政治大革命，到了1830年推翻複辟王朝時也取得了曆史性勝利，資本主義製度得到了確立和鞏固。英國工業革命和法國政治革命的勝利，標誌著人類曆史從封建時代進入資本主義時代。同時，這也就從農業文明時代轉向工業文明時代，從自然經濟時代轉向商品經濟時代，從“人的依賴性”時代轉向“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1]的時代。
問題在於，資產階級在取得巨大曆史性勝利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性問題：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有製之間存在著無法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導致人的活動、人的關係和人的世界都異化了，人的生存狀態成為一種異化的狀態。這是一個“顛倒的世界”。具體地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物的異化與人的異化走著同一條道路。在這種異化狀態中，資本具有“個性”，個人卻沒有“個性”，人的個性被消解了，個人成為一種“孤立的人”，國家也不過是“虛幻的共同體”。在馬克思看來，19世紀中葉的西方社會是一個由資本關係所造成的人的生存狀態全麵異化的社會，揭露並消除這種異化因此成為“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