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結束語中，我不想對以上論述做一簡單的概括，而是準備從“話語實踐”的角度簡要地論述《馬克思的幽靈》對我的啟示。
福柯曾從“話語實踐”的角度，提出19世紀出現了一類可稱之為“話語實踐的創始人”的作者，他們不隻是他們自己著作的作者，而且創造出其他文本的可能性與規則。弗洛伊德和馬克思就屬於這樣的“話語的創始人”[38]，他們不僅造成了以後的文本能夠采用的相似性因素，而且為一些差異打開了閘門，為引進一些異質因素開辟了空間。在福柯看來，一種話語實踐的創始與其後生成的轉換是不同構的，擴展話語的類型並不是給予它一種在開始時並不具備的普遍性，而是打通某些潛在的應用道路。在這個轉換過程中，人們沒有必要宣告這些創始人著作中的某些命題是錯誤的。所謂的“錯誤”，或者是創始人著作中無關緊要的陳述，或者是前科學的或意識形態的因素。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在這些話語領域裏“返回始源”的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實際上，作為話語領域本身一部分的這種重返從未停止過。這種重返不是增加話語，也不是裝飾的一種曆史補充，相反，它承擔了一種變革話語實踐本身的必要使命。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馬克思關於現實社會的整體敘事本身包含了內在的張力，正是這種張力使得馬克思的“文本”為後人留下了巨大的可以發揮的理論空間。在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中，致力於尋找其中所謂的不合時宜之處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馬克思畢竟是生活在19世紀的思想家。之所以需要不斷重讀馬克思，是因為馬克思的“文本”本身業已積澱為曆史、文化的一部分，積澱為時代精神的一部分，由此，不斷地重讀馬克思就是不斷地回返曆史、不斷地反省當下的現實，從而也就是不斷地與曆史對話，與現實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