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論的命運同曆史的進程息息相關。每當曆史處在轉折點時，新的實踐便會對原有的理論提出挑戰。此時，原有的理論往往會出現某種危機。唯物主義曆史觀的命運似乎也是如此。
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曆史處在轉折點上。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經濟繁榮的現象，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鍾”並未敲響。麵對這種現象，不僅資產階級理論家指責唯物主義曆史觀，而且馬克思主義內部也出現了對唯物史觀的“修正”，以及信奉者“倒戈”的現象。唯物史觀在“世紀轉換”中麵臨著“危機”。普列漢諾夫當時不無傷感地說：“我們正在經曆著危機，我為此難過極了。”[1]
曆史不會重演，但的確又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曆史又處在轉折點上，產生了許多“剪不斷，理還亂”的現象：新技術革命的浪潮猶如“黃河之水天上來”，猛烈地衝擊、改變著傳統社會，並為發達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開辟了新的空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體製改革，在相當的程度上緩解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製對生產力發展的製約，階級矛盾和社會矛盾也有相當程度的緩和，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喪鍾”仍未敲響，相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卻被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現實的波瀾必然掀起理論的狂飆。唯物主義曆史觀的批評家們猶如雨後的蘑菇，紛紛破土而出，而在馬克思主義內部，“極深的瓦解和混亂，各種各樣的動搖”在更大的規模上被重複著。“山重水複疑無路”，唯物史觀似乎再次麵臨著“危機”。
問題在於，理論危機並非總是壞事。從根本上說，理論總是在實踐發展到新的階段時，顯露出自身的破缺性，從而出現某種危機，而危機的出現又往往意味著理論將獲得發展。沒有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物理學危機”，就沒有現代物理學；沒有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哲學危機，就不會產生現代哲學；沒有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的馬克思主義危機，就不會誕生列寧主義……矛盾—危機—重建—發展，這是理論運行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