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看，1843年之前，馬克思仍是一個唯心主義者。從1843年起，馬克思開始從曆史觀轉向唯物主義，並逐步創立了唯物主義曆史觀。正如馬克思在1843年3月13日致盧格的信中所說，“費爾巴哈的警句隻有一點不能使我滿意，這就是：他過多地強調自然而過少地強調政治。然而這一聯盟是現代哲學能夠借以成為真理的唯一聯盟。結果大概象在十六世紀那樣，除了醉心於自然的人以外，還有醉心於國家的人”[1]。實際上，馬克思自己就是“醉心於國家的人”。
正是從解決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係問題入手，馬克思開始了創立唯物主義曆史觀的曆程。具體地說，馬克思是從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以下簡稱《批判》）開始創立唯物史觀曆史進程的，其標誌就是《批判》提出兩個重要命題，即“家庭和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前提”和“政治國家……是私有財產的已經得到實現的本質”。[2]
當然，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一觀點本身還不能說就是唯物主義曆史觀的觀點，因為馬克思此時還沒有真正了解市民社會的內在結構和性質，還是從所謂的人的本質來理解市民社會和財產關係的，即把市民社會看作“人的本質的實現”或“人的本質的客體化”。但是，這兩個命題的提出卻標誌著唯物史觀開始形成。
這是因為，馬克思在《批判》中不但批判了黑格爾的“邏輯泛神論”，批判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辯證法，而且這種哲學批判是與曆史研究結合在一起的。馬克思這一時期理論活動的特點，就是哲學批判與曆史研究的有機結合。這是其一。
其二，把市民社會看作人的本質的實現顯然有費爾巴哈人本唯物主義的色彩，但把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看成人的存在的社會形式，又包含著反對把人看成是脫離社會的純粹自然存在物的觀點，同時，《批判》已開始對人的“社會特質”進行了初步的分析，顯露出不同於費爾巴哈人本唯物主義的新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