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是唐太宗統治集團中的主要決策人物之一，其政治活動表明，他是一個諳於當代政事的史論家，又是一個富有曆史感的政論家。魏徵之所以被史家譽為“雅有經國之才”[2]，同他在這兩個方麵的修養有密切的關係。他的政論和史論在唐初政治活動和史學活動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諍臣與良史名於世。
魏徵的史論，主要見於他主持撰寫的《隋書》紀、傳的評論，以及他參與監修的《梁書》《陳書》《北齊書》帝紀總論。史載：“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史。”[3]1979年，筆者曾撰《略談〈隋書〉的史論》一文，對魏徵史論的史學價值和政治意義作了粗淺的評論[4]。
魏徵的政論，除見於唐玄宗時史學家吳兢所撰的《貞觀政要》外，還見於兩《唐書》本傳所載。近世以來，流傳較廣者有清光緒年間王灝所輯《畿輔叢書》中之《魏鄭公集》和《叢書集成初編》本之《魏鄭公集》[5]。據《舊唐書》本傳所載，魏徵曾“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複以示史官”，這頗使唐太宗不悅，但史官得以保存這些“諫諍言辭”，恰也證明唐太宗能夠納諫的氣度和胸懷。當然，更令魏徵和唐太宗始料所不及的，是這些“諫諍言辭”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他們作為諍臣和明君的形象更加凸顯於後世。
如前所述，魏徵的史論和政論有密切的聯係，筆者在討論他的史論的政治內涵的基礎上，這裏將進一步考察他的政論的曆史底蘊。這兩個方麵，本質上都是從積極的方麵說明史學同政治的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魏徵以其特殊的身份、特殊的個性和特殊的貢獻，以至他的言論、行事早在唐高宗、武則天時，便為人所重，人們或編其文集，或著其事跡[6]，這使魏徵幾乎成了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舊唐書》作者這樣評價魏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