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論中國史學發展中的一個轉折[1]
一、劉知幾提出的問題
自司馬遷、班固以下，至唐初劉知幾止，六七百年間，中國史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從曆史編纂來看，這個發展有兩點是很突出的：一是史書種類的增多，一是斷代史書的撰述風靡一時。這從《隋書·經籍誌》史部所著錄的13類史書中，看得很清楚。而在這幾百年中，史學家的通史撰述則寥若晨星，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撰述思想，好像已經被大多數史學家遺忘了似的。隋朝陸從典，曾經執行一個宏大的撰述計劃，即“續司馬遷《史記》迄於隋”，可惜他沒有把書寫完就被免職了[2]。其間值得提到的隻有兩部書。一部是北魏元暉召集史家崔鴻等所撰的《科錄》270卷，凡“百家要事，以類相從”，“上起伏羲，迄於晉、宋，凡十四代”[3]。另一部書是南朝梁武帝命吳均等所著的《通史》600卷，上起“三皇”，下迄齊、梁[4]。這兩部書，是司馬遷以下至唐初劉知幾時，後者所能見到的規模較大的通史撰述[5]。
然而，劉知幾對這兩部通史的評價都不高。他批評《通史》說：
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采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以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唯無表而已。
這說明，《通史》是紀傳體通史。至於《科錄》，劉知幾認為：“其編次多依仿《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他進而指出，這兩部書的共同特點是“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6]。劉知幾對《通史》和《科錄》的批評是否恰當，已不可深考，但他對通史撰述多有微詞，則是顯而易見的。他批評《史記》“疆宇遼闊，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其為體之失者也。”他甚至認為撰述通史是“勞而無功”的事情。反之，他對斷代為史的《漢書》則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7]劉知幾還把曆代史書分為六家，認為：《尚書》《春秋》《國語》《史記》等四家“其體久廢”，現在還能“祖述”的，隻有《左傳》和《漢書》兩家了。他指的是斷代的編年史和斷代的紀傳史。由此，劉知幾進而斷言：“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8]班，是指班固和他的紀傳體斷代史《漢書》；荀，是指荀悅和他的編年體斷代史《漢紀》。在劉知幾看來，班、荀二體的斷代為史是大有發展前途的；至於通史之作，那是“述者所宜深戒”[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