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包羅萬象，即使擁有前人的許多文獻積累、思想積累，人們也難以認識曆史的一切方麵。當然，隨著社會曆史的發展，科學文化的進步，人們認識曆史的能力也會不斷提高，前人認識不到的，後人或許就能認識得到。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隨著曆史學及與之相關的科學的發展，人們對曆史的認識越來越接近曆史的真相、曆史的全貌。即便如此，人們對於客觀曆史的認識終究不能完全擺脫相對的意義，正如人們對於真理的認識一樣。
因此，人們認識曆史，首先應從大處著眼，尤其是從那些同現實有著密切聯係的大處著眼，然後不斷擴大曆史視野，以達到對曆史有更廣泛、更深入的認識。
司馬遷的《史記》奠定了中國古代史學發展的宏大而深厚的基礎。司馬遷在講到他撰述《史記》的宗旨時，有幾點認識至為重要，對於後人認識曆史、撰述史書有深刻的啟示和影響。其一，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是探討曆史進程中那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並以此確立史學在社會生活中尤其是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應有的位置。其二，是“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衰之理。”這是根據已有的文獻和逸聞舊事，考核曆史上人物和事件的事實真相及其始末原委，進而考察曆朝成敗興衰的道理。其三，是“述往事，思來者”[16]，即敘述曆史本是為著想到未來。司馬遷的這幾條撰述宗旨，不失為從大處著眼認識曆史的幾個方麵，因而受到後來的史學家、思想家、政治家的重視，以至成為人們認識曆史的指導性原則。
這裏，我們先從“究天人之際”講起。
“天”，是先秦時期人們曆史觀念的一個基本範疇，通常是指至上之神。那時的人們認為，凡王朝興亡、世間治亂以至人們的福禍壽夭，都是“天命”決定的。關於這方麵的記載，在先秦的官文書和王朝廟堂頌詩等文獻中，隨處可見。而商的滅亡、周的興起這樣重大的曆史變動，又正是“天命靡常”的突出證明。[17]“人”，也是當時人們曆史觀念中的一個重要範疇。不過最初不是指一般的人，指的是人君，即所謂“天子”。《尚書·大誥》說：“天亦惟休於前寧人。”這裏說的“寧人”，是指周文王。意思是說：上天隻讚助我們的前輩文王。這是較早把“天”與“人"連在一起用以表示一種曆史見解的，表明“人”是從屬於“天”的。當時對一般的人隻稱作“民”。“民”更是受“天”主宰的、憐憫的，所謂“天生烝民”[18]“天亦哀於四方民”[19]，就是這個意思。後來，“人”的含義擴大了。在《春秋》和《左傳》中，有很多地方是講一般的人了。這種情況，同西周末年開始人們對“天命”產生懷疑的思想進程是一致的。春秋時，宋襄公就隕石墜於宋國和“六鷁退飛過宋都”的現象詢問“吉凶焉在”？周內史叔興私下對人說：“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20]隕石墜於地，鷁鳥退著飛，這都是自然現象，跟人事吉凶無關。所謂吉凶，本是由人的行為決定的。叔興認為作為國君，宋襄公的詢問是很不得體的。他說的“吉凶由人”，事實上是否定了“天命”可以決定吉凶的傳統觀念。鄭國子產曾說“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21]他也認為“天道”與人事是無關的了。像這樣一些認識，在當時來說，是曆史認識上的一個重大進步。但是直到戰國時期甚至更晚的時期，認為“天命”可以決定社會曆史麵貌的曆史觀點還是存在的，並以此來說明“天”與“人”的關係：“人之於天地，以道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22]。在這裏，“天”仍然被視為人世間的最高主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