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某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思想和主張帶有明顯的政治極端主義色彩，或包含著政治極端主義的內容。其一，對理想社會賴以存在的物質基礎認識不足，認為隻要把理想社會的方案發明出來，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把它付諸實踐。於是，空想家們忙於兜售自己的各種“萬應靈藥”，而革命家們則四處奔走，急於製造革命或輸出革命。盡管每個人的具體主張千差萬別，但每個人都在急急忙忙地奔向新天堂。正如恩格斯在批評閔采爾時所說的那樣，這實際上是一種“武斷的、空想的超越”，因而“在第一次付諸實踐的嚐試之後，就不得不退到當時條件所容許的有限範圍中去”。結果，“對私有製的攻擊，對財產公有製的要求，都必然煙消雲散”。[35]其二，一些烏托邦社會主義者之間往往互不相容，搞關門主義，唯我獨革，壟斷真理。這在聖西門主義者和傅立葉主義者、魏特林等人那裏都有突出的表現。恩格斯在批評魏特林時曾非常形象地刻畫了這一類人的特點：他自認為“口袋裏裝有一個能在地上建成天堂的現成藥方，並且覺得每個人都在打算竊取他的這個藥方”[36]。其三，實行或主張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自我孤立主義政策。如閔采爾主張對那些拒絕參加兄弟會、促進基督教的共同利益的人，不同他們來往，也不讚成任何人同他們來往，不同那些人一起吃、喝、做買賣、推磨、釣魚、耕田、耙地，甚至不給他們攜帶什麽，不給他們食物、資金、木柴、鮮肉以及任何其他的東西，不買他們的東西，也不賣給他們任何東西。讓他們留在世界上，就如與世隔絕的死人一樣。在他眼裏，所有世俗的諸侯、貴族、騎士以及所有的僧侶、神甫、修女、主教都是敵人。其四，迷信暴力，冒險蠻幹，把泄憤與破壞視為革命。如魏特林甚至把革命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流氓無產者的身上，並揚言如果革命失敗了的話，可以采取所謂最後的手段，即組織兩萬名勇敢機智的壯漢組成軍隊，翻倒和搜查錢櫃、貨櫥，把裏麵的東西像垃圾一樣拋在大街上，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