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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他的大部分的作品是“五卅”以後製作的，詩人徐誌摩總算是“五四”時代的詩人。他的創作活動，自從“五四”運動開始的。他的作品中反映的，也正是“五四”時代之一部分的知識分子的心理意識。如果說“五四”時代的代表的詩人是郭沫若、王獨清和徐誌摩的話，那麽，代表初期的狂飆時代的，是小市民的流浪人的浪漫主義者郭沫若，代表末期的頹廢的空氣的是落難公子王獨清，而代表中間期的，則是“新月”詩派的最大的詩人徐誌摩了。
雖然沒有郭沫若那樣龐大的野心，到一切的文學的領域去作廣泛的嚐試，雖然他的活動範圍什九是止於詩歌之內，——因為他的大部的散文，是詩的一種形式，而他的小說《輪盤》是不成為小說，——可是徐誌摩是有著他的偉大的存在的意義（raison d ê tre）。他不止是“新月派”的盟主，而且，他的全部的詩作，是代表著“新月派”的詩歌之發展過程。在他的“靈魂的冒險”中——在他，“這靈魂的冒險是生命核心裏的意義”（《迎上前去》）——可以說包容著“新月派”詩歌之一切。雖然在他的多量的詩作中，含有著好些唯美主義印象主義的要素，可是詩人徐誌摩不是頹廢的，而是積極的。他是現代中國的一位尼采，他深信著他是一位中國的查拉圖斯脫拉。他要求著像大鵬似地作逍遙的雲遊。對於他所不滿意的現代中國社會，他不抱厭世觀，而更不抱那“童孩性的樂觀主義”。雖然他的人生觀，是值得我們分析和批判的，可是他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迎上前去》）。他“是一隻沒有籠頭的野馬”。他的詩歌的創作，是他對於社會不調和的表現。換言之，他的詩歌，就是他的“靈魂的冒險”的象征。
詩人徐誌摩始終是“一個生命的信徒”。他始終對於他所憎惡的時代挑戰。他的口號是“Everlasting yea，Everlasting yea”。[1]在《落葉》裏他那樣地呐喊，在末期的散文作品《秋》的裏邊，他也是那樣地呐喊。他認為“人原來是行為的動物”。（《落葉》）他主張用“積極的態度對運命宣戰。”因為“這是精神的勝利，這是偉大”，這是“不可搖的信心，不可動的自信力”的表現。對於社會，他所要求的是“徹底的來過”（《青年運動》）。在詩篇《嬰兒》裏邊，他說：“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現。”詩人徐誌摩，信仰著他的理想，一生的努力，就是目標著他那個“馨香的嬰兒”之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