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西方哲學是在現代西方的社會曆史和思想文化環境下產生和發展的，適應著這種環境的需要。現代中國的社會曆史和思想文化環境與西方大不相同。當西方思潮傳入中國後，必然與這種環境發生碰撞。這種碰撞既有西方思潮的先進方麵對中國傳統思想的落後方麵的衝擊，也有西方思潮的沒落方麵對同樣來自西方的先進思想（如馬克思主義）以及中國傳統思想的優秀方麵的衝擊。前者積極，後者消極。因此中國學者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除了深刻和具體地理解現代西方哲學本身之外，還必須了解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必須深刻和具體地理解中國社會政治和思想文化等方麵的現實環境，使自己的研究適應中國的現實環境的需要，促進中國社會的變革，也就是發揮西方思潮的積極方麵，防止其消極方麵。由於中國的現實環境各個時期都有變化，中國學者對現代西方哲學的研究也必須適應中國現實環境的變化。如果能夠做到這樣，現代西方哲學研究在中國就能起到積極的作用並由此而受到歡迎。否則他們的研究在中國很難起到積極作用，甚至還可能因起消極的作用而受到製約。近百年來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情況都是這樣。
西方哲學思潮傳入中國有著悠久的曆史。如果從嚴複一係列關於西方哲學和社會學說的譯著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陸續出版算起，西方哲學正式傳入中國已超過一個世紀，“五四”時期曾達到**。我在其他地方對此已做過較為詳細的闡釋。[6]這裏想補充說明的是：當時輸入的西方思潮盡管各不相同，它們在西方國家可能相互對立，但它們大都各以自己的特殊方式在不同程度上體現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所倡導的科學和民主精神。中國學者在輸入這些哲學思潮時，主要也著眼於這種精神，因為它們正好與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的要求一致，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口號就是反對封建迷信、倡導民主和科學。因此這些思潮雖各有其消極方麵，對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卻往往能起促進作用。也正因為如此，當時宣揚這些思潮的學者能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推動新文化運動上結成統一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