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期是西方哲學的發展由近代轉向現代的過渡時期，這是西方哲學史上一個很特殊、而又非常重要的時期。
如果說由笛卡爾最早明確提出基本原則、由黑格爾最後建構出完整理論體係的西方近代哲學，作為資本主義上升時代自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竭力高揚集中地體現著當時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性的理性，以致這個時代在哲學上被稱為理性時代的話，那麽從19世紀中期開始，在西方哲學界中越來越響起了超越或反對被絕對化的理性和理性主義的呼聲。在西方哲學史上、特別是近代西方哲學中按照理性主義的精神構建的哲學體係大都受到批判、甚至被當作過時的廢物而遭到唾棄。從傳統的哲學眼光看，這種轉化無異於哲學上的蛻化。事實上許多西方哲學史家異口同聲地把這個時代稱為西方哲學凋零的時代。早在19世紀末，英國學者梅爾茨（John Theodore Merz）就法英兩國哲學發展的情況指出：當時“哲學本身在法國隻得到了貧乏的發展和培育……英國在本世紀初期表現得明顯地無所建樹……我們沒有任何偉大學派可以做代表……形而上學尚未在大衛·休謨的打擊中恢複過來，思辨完全局限於社會和經濟問題的領域。”[1]
然而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在西方哲學發展中出現了兩個不同性質和意義下的劃時代的事件。
一個事件是馬克思在西方哲學的土壤上實現了哲學發展史上最偉大的革命變更。但是對於這一變更的偉大革命意義，當時隻有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工人運動中才得到承認；而且即使在工人運動中，對馬克思的理論的理解也經常出現一些偏離其本來意義的傾向。至於在西方哲學界，則很少有人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的意義，許多人甚至不承認馬克思是哲學家，而隻是一個寫過著名的《資本論》等關於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論著的經濟學家和社會思想家。但是20世紀以來，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所發動的多次偉大的革命運動及其對世界曆史發展的深刻影響，使西方學者對馬克思的學說不能不刮目相看，許多人紛紛著手從事馬克思哲學或馬克思主義哲學[2]的研究。盡管這些研究大都存在著種種偏見，但很少有人能否定馬克思哲學的現實意義，有的西方哲學家在一定程度上能對馬克思的哲學作出相對客觀的研究，個別人甚至通過這種研究而承認馬克思的哲學是當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