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較為充分地理解西方哲學由近代到現代的轉型，既要揭示這一轉型的曆史和理論根據，也要揭示這一轉型的形成過程及其對西方近代哲學的批判和超越。前者我們已在上麵談到過，本節的任務是闡釋與後者相關的問題。
1.西方現代哲學的形成
“現代轉型”的發生包括西方近代哲學走向終結和現代哲學開始形成兩個相互聯係的方麵。在本書緒論和本篇第一章中這兩個方麵都已涉及，我們將在本書往後各有關章節分別對英法德美等國哲學由近代到現代的轉型的具體過程做出闡釋。此處限於從理論上對西方現代哲學的“形成”加以分析並對“形成”過程做一概述。由於西方現代哲學的“形成”是在西方近代哲學的“終結”的基礎上出現的，分析和概述“形成”有時還需涉及“終結”。
西方近代哲學的終結不是指個別哲學家，哪怕是黑格爾這樣的重要哲學家的哲學理論受到批判，並由此而在整個哲學的發展中不再發生明顯的影響，而是指以倡導理性為旗號，以主客心物分立為出發點，以建立無所不包的理論體係為目標的近代哲學思維方式在整體上陷入了危機和困境，從而失去了其現實性和合理性，必然被符合新的現實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所取代。同樣，西方現代哲學的形成也並不是指個別的哲學家提出了超越近代哲學思維方式的理論，而是西方哲學發展的總的趨勢已經開始越出近代哲學思維方式的範圍，一種能夠體現社會曆史時代發展和哲學本身的發展的要求的新的哲學思維方式開始建立。個別哲學家、甚至哲學流派的理論隻有在符合和順應“終結”和“形成”的總的趨勢的條件下，才能在“終結”和“形成”中起到其獨特作用。黑格爾學派的解體之所以被認為是西方近代哲學終結的標誌，就在於它不隻是這個學派本身的終結，而更主要的是體現了近代哲學思維方式的終結。叔本華、克爾凱郭爾等人的哲學之被當作西方現代哲學的先驅，甚至是其早期代表，就在於它們在19世紀中期起對西方哲學的發展具有標誌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