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整個西方哲學的發展來說，19世紀是一個具有獨特意義的時代。在這一世紀中，出現了馬克思在哲學上實現的革命變更，也出現了西方哲學家進行的由近代哲學到現代哲學的轉型。革命變更和現代轉型都是有劃時代意義的哲學思維方式的變更。在這種意義上19世紀可以說是哲學興旺的世紀。然而19世紀歐洲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和自然科學的新發現都使曾經輝煌一時的西方近代哲學陷入了嚴重的困境和深刻的危機。革命變更和現代轉型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西方近代哲學的這種困境和危機為重要背景。沒有這種背景，二者都不可能在這個時期發生。從這種意義上說19世紀又是西方哲學發展處於危機的世紀。事實上19世紀西方哲學的興旺與危機是相對應而存在的。隻有深刻地理解西方近代哲學陷入困境和危機的意義，才能深刻地理解革命變更和現代轉型的劃時代意義。在上兩節中，我們分別考察了19世紀西方的社會曆史和自然科學發展中發生的重大變更以及這些變更怎樣使西方哲學陷入困境和危機。本節將結合這兩方麵的變更，從理性主義等西方近代哲學發展本身的基本傾向及其內在矛盾來進一步說明它們怎樣陷入種種片麵性，並由此而從繁榮和進步轉向陷入困境和危機，使自己瀕於終結，必然為體現新的時代精神的哲學思維方式所取代。
1.西方近代哲學的理性主義傾向及其雙重影響
關於西方近代哲學的基本傾向，從不同視角出發可以有不同回答，但在不同意義上肯定理性的權威可以說是當時所有先進思想家（包括不少唯心主義者）的共同傾向。在西方近代哲學發展的早期，哲學家們大都以不同的方式超越信仰和啟示的界限，把人作為主體本身所具有的理性認知（包括感覺經驗和反省思維）能力當作處理與其對象（包括物質和心靈世界）以至全部現實生活的出發點，把製定為此服務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作為哲學的核心。通過對人所固有的、理性的強調，他們使哲學由以神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由各種盲從和迷信轉向對自然界的認識和改造。因而他們所倡導的這種理性主義精神同時既是一種強調人的價值和意義的人文精神，又是一種與近代自然科學的興起相適應的科學精神。西方哲學史上的這一時代因此被公認為理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