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指出，“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於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1]。一定的文化理論也總是在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背景中形成的，是這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上的升華，與這個社會的政治理論和經濟理論一起揭示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及其發展變化，表征這個社會發展變遷最主要的價值訴求。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經曆了由“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變化，前者主要表現為革命的實際行動，後者則主要表現為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就是在中國革命和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中不斷形成和發展的。
一、近代中國文化理論救亡圖存的革命性訴求與選擇
進入19世紀以後，有著輝煌曆史與文明的中國在發展中越來越落後於西方。1840年的鴉片戰爭，既是中國近代恥辱史的開始，也是近代中國爭取民族解放和獨立、救亡圖存的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開端。它不僅以極端的方式凸顯了中國傳統文化麵對現代化世界曆史進程的困境，也使救亡圖存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成為中國近代尋求新文化的重要曆史使命。
在西方日趨現代化的發達國家的槍炮聲中，中國近代社會的落後已經到了“瓜分豆剖，漸露機芽，尤不可擾”的地步。為了挽救瀕於滅亡的民族和國家，不同思潮承載著不同階層的價值訴求，你方唱罷我登台，在中國大地上演繹著一幕幕救亡圖存的民族悲歌。首先是農民代表舊有的封建文化，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運動，他們渴望像以往一樣通過推翻舊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在田產均耕、均田均賦中來拯救中國，實現民富。但19世紀的曆史對於這樣落後的選擇是無情的，太平天國運動既是在中外聯合勢力的絞殺下，也是在其內部矛盾的作用下，更根本地是在現代化世界曆史進程的選擇中被殘酷地淘汰了。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與西方國家的交往使開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堅船利炮、工藝技巧的強大力量，認為“治國之道，在乎自強，而審時度勢，則自強以練兵為要，練兵又以製器為先”[2]。於是在“自強”、“新政”的旗幟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以製船造炮為核心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企圖“師夷長技以製夷”。這場來自清朝政府內的改良運動效仿西方，通過官辦、官督商辦、官商合辦等方式，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發展新型工業，創辦兵工廠，建立海洋水師，以增強國力來維護清政府的封建統治。但中日甲午一戰，使洋務運動“製器為先”的救國夢想灰飛煙滅。這使當時自強維新的中國人認識到，船堅炮利、工藝技巧並非西洋“命脈之所在”，而隻是其“形而下之粗跡”，歐洲富強之本，不盡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事者，富強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我國家欲恢擴宏圖，勤求遠略，仿行西法，以籌自強，而不急於此四者，徒惟堅船利炮之是務，是舍本而圖末也。[3]“中國所以不可以為者，由上權太重，民權盡失。”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分別以和平和流血的兩種方式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實踐。結果是“戊戌變法”成了“百日維新”，辛亥革命雖然趕跑了一個皇帝，卻並沒有給徹底改變中國的落後和走向獨立富強帶來光明。從器技強國到改製救國，反映了人們認識上的進步，但最終的失敗說明，他們並沒有自覺到近代中國積貧積弱的根本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