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現代性從其誕生之日起就含有深刻的內在矛盾，因而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逐漸釀成了今天特有的現代性困境或危機。如何擺脫這樣的困境與危機？眾多學派和學者都予以批判性地檢視，並提出了相應的解決思路與方案。像活躍在20世紀西方哲壇上的主要流派，包括胡塞爾的先驗現象學，舍勒的價值現象學，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的存在主義，伽達默爾的解釋學，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以至利奧塔、德裏達等後現代主義等，都是現代性的主要批判者，都對現代性危機提出了各自的解決意見。在這些意見中，較有影響和代表性的是哈貝馬斯、吉登斯和羅爾斯等現代主義思想家等提出的修正批判。哈貝馬斯對於現代性危機提出的解決方案是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他認為現代性的事業未竟，需要通過克服其缺陷來繼續加以推進，因而反對全盤否定理性的做法，主張在揭露和認識“主體中心理性”錯誤實質之後，從原來的“意識哲學”範式中解放出來，來實現一種新的範式的轉換，即用“交往理性”來作為現代性重構的理論基礎。吉登斯把突出“自反性”（reflectivity）作為擺脫現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認為現在談論現代性的終結還為時過早，因為在當代社會中，現代化的土壤依然存在，現在迫切需要的是“必須重新審視現代性本身的特征”[31]，用“自反的現代性”和“自反的現代化”來超越那種“早期的現代性”和“簡單的現代化”。羅爾斯則從政治哲學的角度提出一種“公共理性”來補充傳統的個人理性觀念，並作為擺脫現代性困境的出路，他認為現代社會是一種具有不同思想觀念、不同利益的個人和群體所組成的多元社會，社會成員由於其所信奉各自不同的宗教、哲學和道德而產生了深刻的分化，要使這樣的多元社會達到長治久安，必須在公民中實現一種“重疊共識”，即對基本的社會正義理念達到某種共識，而這種共識形成的基礎就是“公共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