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是無可置疑的，但這種當代價值並不是自然顯現出來的，而是需要人們的自覺把握。把握的程度如何，其當代價值也就體現得如何。這決不是要倡導解釋學方法，而是旨在突出研究的主體作用。因為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無論如何與研究主體的開掘、利用有關，純粹的文本內容無所謂“當代”價值可言。為什麽同樣的文本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當代價值？原因就在於研究主體在不同曆史條件下對文本有不同旨趣、不同視角的觀照，從而使得文本中的某些思想、觀點可以根據現實需要凸顯其當代價值。
如何把握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可以進行多方麵、多角度的探討，但從“當代”的視野來考慮，重要的是應通過如下方式或途徑來把握：
1.從問題出發來看待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作為一種實踐哲學，其當代價值就在於能夠分析和回答重大現實問題。從問題出發來尋求馬克思主義的合理解釋，進而用以指導問題的解決，正是把握和實現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當代價值的重要途徑。因此，不能泛泛談論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當代價值，應當通過問題的研究，使其理論價值能夠得到真正的彰顯。
應當看到，同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一樣，我們在推進現代化的過程中，無論其規模還是力度都是空前的，由此引發的問題也是空前的。與那些西方早發的現代化國家相比，由於我們發展的背景不同、發展的起點不同、所處的國際位置不同、發展的導因不同、推進方式不同，因而導致的發展邏輯不同，引發的矛盾和問題也頗為特殊。這些矛盾和問題之所以是特殊的，原因就在於這些矛盾和問題在一般現代化的過程中，尤其在發達國家現代化過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現的，因而都具有“悖論”的性質，以致常常被稱之為“兩難困境”。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普遍麵臨這樣一些“悖論”性的矛盾和問題：一是濃縮與循序的矛盾。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大都經曆了從萌芽到成長發育而後臻於成熟的階段，即現代化是一步步的循序漸進發展起來的。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則失去了這種得天獨厚的曆史條件，曆史給予它的時間是非常有限的：在短短的時間中，不僅要走完西方發達國家過去幾百年所走過的近代化路程，而且要迎頭趕上當代現代化的潮流。在這兩步並作一步走的濃縮過程中，社會發展的曆時性矛盾就轉變為共時性矛盾；矛盾的空前集中，使得問題解決的難度也明顯加大。二是滯後與超前的矛盾。由於發達國家是按照胚胎發育式的漸變道路走過來的，社會生活的各方麵彼此協調，因而基本不存在什麽發展的“瓶頸”現象。而發展中國家為了追趕現代化，顯然不能四平八穩、亦步亦趨地走西方國家的老路，亟需有一種超前的眼光盯住世界現代化的潮頭，加快發展進程，由此便引發出滯後與超前的發展難題，如資金、技術、基礎設施的滯後以及人才、教育、管理等方麵的滯後，都成為發展的製約因素。三是機會與壓力的矛盾。在全球化條件下，發展中國家一方麵麵臨大量的發展機遇；另一方麵又承受著巨大的發展壓力，其壓力主要來自發展的條件和基礎。在條件、基礎不完全具備的情況下，即使看到了機遇也很難抓住，就是抓住了也難以得到有效利用。機遇與條件的脫節，致使發展常常處於停頓、擱淺的境地。良機一旦喪失，結果是可能再次錯過機遇，造成發展中的惡性循環。四是解構與重建的矛盾。現代化作為一種巨大的社會轉型，實質上是一個傳統社會解構與現代社會重建的過程。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解構與重建曾經經曆了好幾個世紀，其間也出現過劇烈的社會衝突以至某種反複與倒退，但總體說來，由於這些國家有充裕的時間來完成新舊體製的“磨合”與交替，因而沒有出現太大的動**與逆轉。發展中國家要在較短時間內完成解構與重建的任務，實現社會整體轉型，所遇到的問題更為複雜。由於舊的體製一時難以徹底瓦解，新的體製又一時難以建立健全起來，因而必然加大社會發展的摩擦。如果處理不當，又會引起整個社會的動**。五是民族化與世界化的矛盾。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既是一個自覺適應現代化潮流的世界化過程，又是一個能動創造、開拓進取的民族化過程。但是，民族化與世界化的關係在實踐中並非那麽好處理：過分強調民族化，可能會離開世界文明主潮流；過分強調世界化，又會脫離本國實際，使現代化難以成功推行。這就有可能形成衝突，導致發展的波折。所有這些矛盾，對於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來說都舉足輕重。如何克服和解決這些矛盾？簡單地搬用西方的現代化理論顯然不行，必須結合實際情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對這些矛盾、問題予以深刻的分析，以形成新的認識和解決辦法。這樣的分析、研究，既促進了問題的理解和解決，又促進了馬克思社會發展理論的深入研究，使其真正賦有當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