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加強社會發展的調節、控製與管理，不能離開政府強有力的作用。但是，政府的作用不能僅靠權力，還要靠權威。一般來講，權威需要一定的權力來加以支持和保證，但權威又是正確實施權力的必備條件。早在1872年，恩格斯在《論權威》一文中就強調了權威的重要性，認為權威是現代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恩格斯指出：“我們能不能——在現代的社會關係下——創造出另一種社會狀態來，使這種權威成為沒有意義的東西而歸於消失呢。我們隻要考察一下作為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基礎的那些經濟關係，即工業關係和農業關係，就會發現，它們有一種使各個分散的活動越來越為人們的聯合活動所代替的趨勢。”[34]“聯合活動就是組織起來，而沒有權威能夠組織起來嗎？”[35]實踐表明，越是社會化大生產，越是現代社會運行方式，越需要權威。尤其在社會轉型和社會發展關鍵時期，如何建立和維護領導權威，這是事關成敗的重要一環。因此，有必要對權威問題加以正確地認識和把握。
要樹立領導權威，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樹立正確的權威觀；而要樹立這樣的權威觀，必須走出權威認識的誤區。具體來說，就是要在權威認識上劃清這樣兩個界限：
其一，權威與權力的界限。權力是一定的職位所具有的相應職權。所謂有職就有權，就是這個意思。不管這種權力是正確行使還是錯誤行使，它的力量都是存在的。而且，在現實生活中，權力越是被錯誤地行使，它所顯示的力量越是大，甚至可以被衍化為煊赫一時的特權。這種特權顯然超出權力的正常界限。權威則不然，它盡管與權力有直接關係，但並不是權力的伴生物或必然產物。有權並不見得有威。權威是權力正確行使的結果，是公眾對權力認可的產物。在一個國家內部，上至政府，下至一個部門、單位，如果隻有權力而沒有相應的權威，或者隻要權力而不管權威的話，那麽，權力與“壟斷”、“專製”就無什麽區別。純粹以權力而不是以權威來執行領導職能，這樣的領導方式難免蛻化為專製的領導方式。盡管這種領導方式在短期內對於控製社會政治局麵是有用的，但對於領導和組織整個現代化進程則是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