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對辯證法的獨特貢獻，主要是從發展觀內部推進辯證法理論，特別是從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者一致”深入地闡釋辯證法的思維方式。
在恩格斯逝世以後，馬克思恩格斯所創建的辯證法遭到兩個方麵的嚴重歪曲：一是把“發展”當作時髦的旗號搞庸俗進化論；二是把辯證法從自覺形態降低為素樸形態即“實例的總和”。為此，列寧自覺地承擔起相互聯係的兩個方麵的曆史任務：一是從發展觀內部區分辯證法和形而上學這兩種思維方式，在理論思維的層麵上闡述辯證法的實質；二是從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與黑格爾辯證法的批判繼承關係上堅持自覺形態的辯證法，闡發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者一致”，反對從黑格爾那裏倒退，進一步探索從黑格爾那裏前進的理論道路。列寧極為尖銳地指出：“對於‘發展原則’，在20世紀（還有19世紀末）‘大家都同意’。——是的，不過這種表麵的、未經深思熟慮的、偶然的、庸俗的‘同意’，是一種窒息真理、使真理庸俗化的同意。”“如果一切都發展著，那麽這是否也同思維的最一般的概念和範疇有關？如果無關，那就是說，思維同存在沒有聯係。如果有關，那就是說，存在著具有客觀意義的概念辯證法和認識辯證法。”[6]
列寧在馬克思《資本論》與黑格爾《邏輯學》雙重語境的互動中，在《哲學筆記》中深刻地闡述了辯證法、認識論和邏輯學的“三者一致”，係統地論述了辯證法的實質、特征和要素，既以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展現了作為“理論思維”的辯證法，又在“理論思維”的層麵上展現了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從而在發展觀內部推進了辯證法理論。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把辯證法視為“革命的代數學”，運用辯證法分析自己的時代，分析革命的戰略和策略，特別是承繼馬克思《資本論》的資本主義批判而撰寫了《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等一係列運用辯證法“解決當前的問題”的理論著作，展現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現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