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具有“我”的自我意識。這是人與世界形成“關係”的前提。對此，馬克思和恩格斯明確地提出：“凡是有某種關係存在的地方，這種關係都是為我而存在的；動物不對什麽東西發生‘關係’，而且根本沒有‘關係’；對於動物來說，它對他物的關係不是作為關係存在的。”[7]然而，“我”本身卻是矛盾性的存在，甚至可以說是集全部矛盾於一身的存在。其中，首要的就是“小我”與“大我”的矛盾。
關於“我”，辯證法大師黑格爾有一段頗為精彩的論述。他說：“因為每一個其他的人也仍然是一個我，當我自己稱自己為‘我’時，雖然我無疑地是指這個個別的我自己，但同時我也說出了一個完全普遍的東西。”[8]
黑格爾的論述提示我們：“我”是個別與普遍的對立統一。從個別性看，“我”是作為獨立的個體而存在，“我”就是我自己；從普遍性看，“我”又是作為人類的“類”分子而存在，“我”又是我們。作為個體性存在的“我”是“小我”，作為我們存在的“我”則是“大我”。“小我”與“大我”是“我”的兩種存在方式。由於“大我”具有明顯的層次性，諸如家庭、集體、階層、階級、民族、國家和人類，因此又構成多層次的“小我”與“大我”的複雜關係。正是這種多層次的複雜關係，構成了人的無限豐富的社會性內涵即人在其現實性上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
“我”當然首先是作為個體的“小我”而存在的。這正如馬克思所說，“全部人類曆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9]。沒有作為個體生命的人的存在，當然不會有人類和人類的曆史。但是，人的生命個體之所以能夠作為“人”而存在，卻又是因為每個人都是作為人的“類”分子而存在。這就是人作為“小我”與“大我”的對立統一。對此，黑格爾在他所著的《精神現象學》中曾提出，個體性在活動中與共同性相融合，並因此而形成“我們”就是“我”、“我”就是“我們”的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