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對辯證法的獨特貢獻，首先在於他深刻地揭示和論述了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並由此展開“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特別是集中地展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早在寫於1843年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後，曆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具有非神聖形象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於是，對天國的批判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變成對政治的批判”[1]。在寫於1872年的《資本論》第2版跋文中馬克思更為明確地指出：“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麵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正是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展現了自己的哲學批判、政治經濟學批判和空想社會主義批判的統一，並把這種批判凝聚為他的理論巨著《資本論》。列寧指出：“雖說馬克思沒有遺留下‘邏輯’（大寫字母的），但他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3]列寧還特別強調地指出：“在《資本論》中，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於一門科學，這種唯物主義從黑格爾那裏吸取了全部有價值的東西並發展了這些有價值的東西。”[4]深入地探索馬克思所揭示和論證的辯證法的“批判的和革命的”本質，特別是具體地研究馬克思以“批判的和革命的”辯證法所展開的資本主義批判，無論是對於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活的靈魂”，還是“充分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當前的問題”，都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的極為重要的曆史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