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爾巴哈的哲學—形而上學批判雖然未竟全功，但卻是意義深遠的。因為他首次發動了指向一般哲學—形而上學的批判。這一批判的目標，不是這種或那種哲學，不是此一形而上學或彼一形而上學，而是整個柏拉圖主義傳統，是它所建立起來並立足其中的“超感性世界”。當黑格爾以其宏偉壯闊的體係完成了近代哲學，當這一體係似乎一勞永逸地建立在牢不可破的堅實基礎之上時，費爾巴哈卻開始對這個大廈的基礎本身發動了猛烈的攻擊。我們在前麵已經看到，這一攻擊固然首先是否定性的和批判性的，但這種否定性的批判——無論是對宗教的批判還是對一般哲學的批判——勢必有其立足其上的哲學基地，而這一基地就是費爾巴哈的人本唯物主義本體論。自《德法年鑒》時期以來，馬克思受到這種人本唯物主義本體論的重大影響，並因而直接關係到馬克思日後所發動的以本體論革命為核心的哲學革命。
一、感性—對象性與“超感性世界”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概括費爾巴哈的“偉大功績”之一是：他“把基於自身並且積極地以自身為根據的肯定的東西同自稱是絕對肯定的東西的那個否定的否定對立起來”[55]。就哲學本體論而言，所謂“基於自身並且積極地以自身為根據的肯定的東西”，就是費爾巴哈哲學所主張的“真正的、實在的感性”。而與“感性”相對立的，即“自稱是絕對肯定的東西的那個否定的否定”，就是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這就是說，費爾巴哈在本體論上把“感性”與“絕對精神”對立起來。
在費爾巴哈的整個哲學思考中，感性原則的確立和提出，意味著他在本體論上把真理性和現實性指派給感性的實在或實在的感性（而不是理念、觀念或範疇）。費爾巴哈試圖以這個嶄新的感性原則，來與黑格爾哲學所代表的近代哲學、一般哲學—形而上學、乃至於整個柏拉圖主義傳統相抗衡。確實，就其出發點而言，費爾巴哈的這一本體論立場已然不是與某種哲學的後果發生片麵的矛盾，而是與一般哲學—形而上學的前提形成全麵的矛盾。按照海德格爾的釋義，所謂哲學，就是形而上學，即柏拉圖主義；所謂形而上學或柏拉圖主義，可以被概括為兩個根本要點，即：（1）把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嚴格地區分開來，並對立起來；（2）把本質性或真理性僅僅歸諸超感性世界，而無關乎感性世界。因此，在哲學—形而上學中，感性事物的實在性唯在於“分有”超感性世界的真理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費爾巴哈說，黑格爾的《邏輯學》本質上“就是一般哲學的開端”。然而，如前所述，在費爾巴哈的本體論視域中，“存在”（邏輯學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的真正對立麵並不是“無有”，而是“感性的具體的存在”。[56]在這裏，按照感性存在的本體論定向，費爾巴哈所要實行的乃是一場徹底的“顛倒”或“翻轉”：本質性或真理性的領域不在超感性世界，恰恰相反，它在“感性的具體的存在”中。費爾巴哈力圖要超出哲學—形而上學的範圍，力圖要以“感性”的原則來構成整個哲學世界——“超感性世界”——的真正的對方，亦即要以“感性的具體的存在”（“經驗的、現實的存在”）來作為“邏輯學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純粹的存在”）的真正的對立麵。而這種企圖從根本上超出一般哲學－形而上學的本質並與之形成決定性對立的出發點，被費爾巴哈概括在這樣一個命題中：“感性存在否定邏輯上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