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梳理改革開放40年來的學術史，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在1987年出版的由於曉、陳維剛翻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啻為一個重要的文化事件。該譯本不僅是第一個中文全譯本，而且首次翻譯了注釋的內容。[115]如果按照時下流行的“大數據分析方法”，韋伯不僅位居英語學界人文社科文獻引用率榜首，而且在漢語學界的“高被引文獻”榜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也名列前茅。究其根源，我們不得不承認這是由於國內學術界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關注。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對於資本主義興起過程的深刻分析，對於中國探索現代化的道路當有重要的反思意義。當然，這種反思在20世紀80年代更多地顯示為一種借鑒作用，在新世紀以來更多地表現為一種警醒價值。
我們重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開篇[116]，回顧韋伯為“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係列研究提出的總問題：“身為現代歐洲文明之子，在研究普遍曆史問題時，總會不可避免和理所應當地問到如下特殊問題：哪些情境因素共同作用產生了那些在西方，而且僅僅在西方出現的，並在曆史發展進程中（至少我們傾向於認為）具有普遍的意義和有效性的文化現象？”[117]針對為什麽資本主義出現在西方這一問題，有觀點認為，韋伯作出了與馬克思截然相反的回答。按照這種邏輯，既然韋伯把資本主義的起源理解為一個文化性問題，從精神因素入手；那麽馬克思就把資本主義的起源理解為一個製度性問題，從物質因素探求。《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自誕生之日起就眾說紛紜，更為嚴重的是由於帕森斯的詮釋，韋伯被刻畫為“資產階級的馬克思”，與“馬克思的幽靈”論辯。由此，形成了一種流布甚廣的理論錯覺：“韋伯針對馬克思的原理提出，資本主義的起源並不歸因於物質因素，而在於精神上的價值觀念。”[118]其實，韋伯本人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結論中就曾作出過澄清：“我在這裏當然不想以對文化和曆史原因的片麵的唯靈論分析來替代同樣片麵的‘唯物論’分析。這兩者都是同樣可能的。”[119]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韋伯研究界的“去帕森斯化”，恢複韋伯思想的本來麵目，申明韋伯對文化論和製度論、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的同等重視已然成為一種共識。既然韋伯不是一名“文化決定論”者，那麽馬克思是否是一名“製度決定論”者？回顧經典社會理論史，圍繞資本主義起源問題，馬克思對製度因素、物質因素的考量是後世社會理論家重要的思想來源，難道馬克思並沒有進行過文化因素、精神因素的反思？筆者認為，馬克思決不是一名“製度決定論”者，馬克思通過意識形態批判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文化因素、精神因素的考察。雖然他本人並沒有對資本主義興起過程進行過文化因素、精神因素的反思，但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開創者盧卡奇在《曆史與階級意識》中延續了這一工作。為澄清這一問題，我們有必要重溫馬克思意識形態批判理論的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