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不單單被看作理論家，而且也總是被看作政治革命的實踐事業的組織者積極進行活動。在這本概括性的傳記中，我隻能簡要提及他在這方麵的活動，而不能作細致地描述和分析。
1847～1852年，馬克思投身“共產主義者同盟”。“共產主義者同盟”——在他和恩格斯的影響下——由倫敦的小“正義者同盟”發展而來，馬克思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了《共產黨宣言》。同盟很快就擴展到巴黎和德國各城市。馬克思竭力使同盟的成員熟悉他關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無產階級任務的批判理論。在一開始對1848～1849年無產階級革命時機的過高估計之後，他不得不認識到，普遍變革的時機還不成熟。最後，他退出了還沒有準備好、未能追隨他的那個黨。1852年這一事業結束，但馬克思並未停止通過通訊報道和交談四處“插手”。“國際工人協會”是他的政治活動的**。在協會的總部倫敦，馬克思是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家和組織者。但一開始，這個組織就是由具有最不同的社會主義理論和共產主義理論的追隨者結合而成的，馬克思不得不滿足於人們對他的構想的最低限度的讚同。當與具有超凡魅力的米·巴枯寧領導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引起分裂的擔憂時，馬克思在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上提出將“國際工人協會”的駐地遷往紐約的建議被通過，他的朋友弗裏德裏希·阿·左爾格（Friedrich A. Sorge）當時住在那裏。這實際上結束了這個國際性政黨。國際工人協會首先由於“巴黎公社”達到了它的世界性的最高聲望。雖然協會中隻有幾個人參加了巴黎公社起義，但馬克思和國際工人協會為巴黎公社承擔了“責任”，並且在公社失敗後，馬克思對巴黎公社給予高度讚揚。馬克思以《法蘭西內戰——國際工人協會總委員會宣言》為題發表的這部著作，對馬克思逝世以後的影響具有重要意義，因為馬克思把“公社體製”看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