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以理性、自由審察曆史的信念是深刻的、堅定不移的。
黑格爾考察世界曆史的基本前提是精神必須自由，認為這是一個民族能否參與世界曆史進程的根本前提；黑格爾考察哲學史的基本原則是思想必須自由，認為這是哲學和哲學史所由以產生的根本條件。黑格爾由此無情地把許多擁有偉大文明傳統的民族排除在世界史和哲學史之外，無疑有其歐洲中心主義和日爾曼民族優越感的巨大偏見，但他以建立在理性根基之上的自由來考察世界，卻實在是抓住了時代精神的根本要點，道出了世界曆史時代的最高要求。
我以理性與自由為題對曆史哲學的精神進行考察，無疑受到了黑格爾曆史理念的啟迪，而馬克思以所向披靡的戰鬥**和無與倫比的理性智慧對無產階級的階級自由和全人類的徹底解放的偉大理想的無所畏懼的熱烈追求，更給了我探索理性與自由這一艱難課題的信念和力量。同時，蘇聯20世紀30年代的政治清洗和中國20世紀60—70年代的“**”等政治悲劇，也成為我從理性、自由與普遍法治的角度反思曆史的基本動因。
幸運的是，導師郭湛先生一方麵以寬廣的胸襟給了我探索這一課題的極大的自由空間，一方麵又始終不斷地給了我深切的意味深長的諄諄教誨，這樣就引導並且保證了我對這一課題的探索能夠行走在正確的思想道路上。
正是由於導師郭湛先生的辛勤培育，我才能夠在攻讀碩士、博士期間不斷避免了年輕一代在學術思想上容易發生的幼稚、過激和偏執，我才能夠在這並不短暫的六年的人生歲月中健康成長，使我對理性原則、自由理念的探索和追求更合乎時代精神的要求。
郭湛先生的人格魅力和治學態度有口皆碑。我從郭先生那裏所獲得的人生、學術和思想的教益用語言是難以形容的。他對我碩士、博士論文的選題、立論、寫作、審閱和指正的情形，同樣令我終生難以忘懷。他不僅對我論文的整體結構和基本觀念仔細審察推敲，而且對論文的每一段、每一句、每一個字以至每一個標點符號，都無一遺漏地修正其不當和錯誤。每當我從他那裏取回經過他認真修改、加工、潤色後的論文清樣時，總不由得為他那種一絲不苟極其嚴謹的治學精神大為感動，同時也每每為自己的疏忽大意而深感慚愧。我從郭先生那裏獲得的體會是：自由原來就存在於理性規範和自我批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