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常常出現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即一個偉大哲學家的某些理論以至整個學說往往在其身後，在經曆了較長時間的曆史運動之後，才充分顯示出它的內在價值，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馬克思哲學的曆史命運也是如此。馬克思哲學產生於19世紀，它適應了那個時代，同時又超越了那個特定的時代。一種僅僅適應時代的哲學是不可能高瞻遠矚的。
20世紀的曆史運動以及當代哲學的發展困境，使馬克思哲學中一些重要理論的內在價值凸現出來，同時又使馬克思哲學的本真精神和當代意義透顯出來了，當代哲學家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向馬克思的哲學。福柯認為，在現時，研究曆史要想超越由馬克思所定義和描寫的思想地平線是不可能的。詹姆遜指出，馬克思哲學“是我們當今用以恢複自身與存在之間關係的認知方式”，它提供了一種“不可超越的意義視界”。德裏達斷言：我們“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仍舊是在用馬克思主義的語碼而說話”，“未來不能沒有馬克思”。
福柯、詹姆遜、德裏達對馬克思哲學的評價是真誠而公正的。在當代，無論是用實證主義、結構主義、新托馬斯主義，還是用存在主義、解構主義、弗洛伊德主義乃至現代新儒學來對抗馬克思哲學，都注定是蒼白無力的。在我看來，這種對抗猶如當年的龐貝城與維蘇威火山岩漿的對抗。馬克思哲學的確是當代“惟一不可超越的哲學”，仍是我們時代的真理和良心。
我不能同意這樣一種觀點，即在當代中國，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馬克思哲學研究越來越趨於“冷寂”以至衰落。這種觀點看到了某種合理的事實，但又把這種合理的事實溶解於不合理的理解之中。
同改革開放之前，尤其是“**”中“全民學哲學”的“盛況”相比，目前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確顯得較為冷清，許多人對馬克思哲學持一種冷漠、疏遠的態度。但是，我不能不指出，改革開放之前的哲學繁榮是一種虛假繁榮，是一種受功利主義支配和領導人好惡引導的假性繁榮，其中，不乏對馬克思哲學膚淺甚至庸俗以及急功近利的運用，而目前所謂的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冷寂”，實際上是人們對馬克思哲學本身的一種深刻反思，是對馬克思哲學本身的一種學術回歸。具體地說，國內哲學界通過對現代西方哲學的批判反思，通過對中國傳統哲學的批判反思，通過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批判反思，以及通過對哲學的重新定位完成了這種學術回歸。在我看來，正是這三個“批判反思”以及“重新定位”促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走向成熟。換言之，目前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冷寂”並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在中國的衰落，相反，它預示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