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馬克思研究社會發展時，的確強調曆史必然性，確立了曆史尺度，但馬克思並沒有否定倫理原則、價值尺度，而是把倫理原則、價值尺度置於曆史尺度的基礎之上。為此，馬克思提出了兩個相關的觀點，即“從純粹人的感情上來說”和“從曆史觀點來看”。這兩種觀點實際上就是價值觀與曆史觀、倫理原則與曆史尺度的統一。在研究東方社會的過程中，馬克思始終是運用價值尺度和曆史尺度的統一來評價東方社會及其曆史命運的。
馬克思深切地關注著東方社會所遭受的特殊的悲慘命運：“從純粹的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勤勞的宗法製的和平的社會組織崩潰、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悲傷的。”馬克思懷著極大的義憤，從人道主義情懷出發，痛斥西方資產階級對東方社會海盜式的掠奪行為，揭露西方資產階級的野蠻本性和極端虛偽性：“當我們把目光從資產階級文明的故鄉轉向殖民地的時候，資產階級文明的極端偽善和它的野蠻本性就**裸地呈現在我們麵前，它在故鄉還裝出一副體麵的樣子，而在殖民地它就絲毫不加掩飾了。”
在馬克思看來，西方資產階級在“亞洲式的專製”基礎上建立起一種“歐洲式的專製”，使東方社會的“個人和整個民族遭受流血與汙穢、窮苦與屈辱”，過著一種“失掉尊嚴的、停滯的、苟安的生活”。東方社會被強行納入到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不啻是一場災難，而且這場災難同過去所遭受的所有災難相比，“在本質上屬於另一種，在程度上也不知道要深重多少倍”，具有一種“特殊的悲慘的色彩”。如同19世紀初的德國那樣，東方社會“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東方社會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於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的過時的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還在苟延殘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