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實質，學界大體分為四種理解。第一，廣義理解，“中國化”就是“中國話”，中國翻譯、傳播、結合、創新等含義都包括在內，其外延包括“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從曆史角度來看包括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新、發展和繁榮的全過程中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第二，“狹義結合論”，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實踐相結合、創造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大成果的過程。這一定義強調“結合論”，但是相對忽略了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以及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具有文化身份。第三，“廣義結合論”，強調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和中國文化的結合過程。這一定義是較為完備的結合論，兼顧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路徑實踐路徑和文化路徑文化路徑，理論形態和文化形態，但是，對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在中國本土場域中重新出場過程這一重要特質認識不足，因而也具有先天的缺陷。第四，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儒學化”。雖然這一強調的學者僅為主張新儒學的諸公，也十分合理地強調了馬克思主義應當有一種文化身份和文化形態，但是其基本立場是文化保守主義甚至是“原教旨主義”的。
筆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從形式上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踐與文化的結合過程，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兩大理論成果的形成與發展過程，本質上是在中國實踐和文化場域中由中國革命、建設、改革和發展的大眾主體重新創造、重新出場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過程。標誌有以下幾個方麵。第一個標誌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實踐和文化真正成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發生學場域。正如毛澤東同誌在《實踐論》中所指出的，“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12]。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真知之“源”不在於書本，不在於國外話語，而在於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13]。當然也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這一認識的基礎和來源。認清“源”在哪裏很關鍵。相對於“源”，書本中載的國外傳入的馬克思主義就是“流”，“源”與“流”地位根本不同，不能相互錯位。確立中國大眾變革社會的實踐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唯一來源，是石破天驚的偉大論斷。從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創新發展首要的和基本的條件就是要眼睛向下看實踐，看實踐如何“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而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又是如何跟著實踐發展而“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如何發展完善起來，最終形成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問題指向和理論旨趣，決定了理論創新的方向和目標，也同樣決定了理論的地平線。聚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中的一係列重大問題，以創新的理論視域科學解答這些問題，形成創新的中國理論和中國話語，借以指導中國創新的實踐，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當代使命。第二個標誌就是明確“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著的人”[14]，中國實踐主體即人民大眾，他們在革命、建設、改革、發展實踐中以自己的汗水、鮮血和生命一點一滴地創造著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推動理論發展，他們是真正的理論創新主體，而不是少數權威傳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