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現在必須在理論上構造領導權概念。迄今為止，我們的分析已經提供了比作為切入點的明確話語領域更多以及更少的東西。更多的東西，由於領導權空間並非是在局部上“未經充分思考”的：它還突然超出把不同要素還原到封閉典型內部的那種認識基礎上的整個社會概念。更少的東西，因為領導權關係得以出現的不同方麵沒有融洽地匯集起來，去構成需要新概念來填充的理論真空，相反，它們中的一些看來成了這個概念分解的表麵：因為，每一個社會同一性的關係特征都意味著在其中可以發現領導權連接的水平差別、連接與被連接之間不均衡的結束。構造領導權概念因此不是簡單地在一致的環境下所做的努力思考，而是需要在相互矛盾的話語層麵上進行協商的更複雜的策略運動。
迄今為止所說的每件事情得出的結論是，領導權概念意味著由連接範疇所控製的領域，以及由此那些被連接的要素可以被個別地確定（稍後，我們將研究怎樣可以獨立指定被連接的總體的要素）。無論如何，隻要連接是實踐，而且不是特定關係複合體的名稱，就必然意味一些實踐進行連接和重組的要素分離存在的形式。在我們要分析的理論化類型中，連接實踐的對象本來是被當成喪失結構和組織總體的碎片來詳細說明的。在18世紀，德國浪漫主義的一代以所獲得的分裂和分化的經驗作為他們理論反思的出發點，出於17世紀作為人在其中占據確定位置的有意義秩序這一宇宙觀的崩潰——以及這種觀點被自我決定的主體概念所代替，主體成了維持與宇宙其餘部分（韋伯所說的去除了魔力的世界）外在關係的實體——導致了浪漫主義狂飆運動的一代急切地去尋找失去的統一性和可以克服分化的新的綜合。作為完整總體表達的人的概念試圖要終結17世紀以來理性主義的所有二元論——肉體/精神、理性/情感、思想/感覺。[2]眾所周知，浪漫主義把這個分裂的經驗理解為與下麵的情況有緊密關係：社會根本上被區分和分化為階級，建立起與其他社會生活領域外在性關係的官僚國家的複雜性日漸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