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現實中，不管發生什麽變化，人對人的統治都是聯結前技術理性和技術理性的曆史連續性。但是，通過把人身依附（如奴隸對主人，農奴對莊園主，貴族對領地分封者，等等）逐步換為對“事物客觀秩序”（如經濟規律，市場，等等）的依賴，謀劃並著手對自然進行技術改造的社會卻改變了統治的基礎。可以肯定，“事物的客觀秩序”本身是統治的結果，但同樣真實的是，統治也正在產生更高的合理性，即一邊維護等級結構，一邊又更有效地剝削自然資源和智力資源，並在更大範圍內分配剝削所得。這一合理性的限度及其有害力量，表現在被生產機構改進了的對人的奴役中，這種生產機構使人的生存鬥爭永恒化，並使它擴大到破壞這一生產機構的建造者和使用者生活的整個國際鬥爭之中。
在這一階段上，製度自身的合理性肯定出了什麽毛病這一點變得清楚起來。其實，毛病就在於人們一直用以組織其社會勞動的那種方式。這在現代已不再成為問題。因為在現代，一方麵，偉大的企業家們自己情願托庇於政府的指令和規章，而犧牲私人企業和“自由”競爭的利益；另一方麵，社會主義建設又通過進一步加強統治而繼續發展。不過，問題並不到此為止。有毛病的社會組織要求站在發達工業社會現狀的立場上來進一步作出解釋，而在發達工業社會中，先前那些否定的、超越性的力量同已確立製度的一體化似乎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結構。
否定性一麵向肯定性一麵的轉化突出了下列問題：在從本質上變成極權主義的過程中，“有毛病”的組織拒斥各種替代性選擇。十分自然而且似乎無需進一步解釋的是：製度可見的好處大家認為是值得捍衛的——在有當代共產主義這一似乎代表替代性曆史選擇的對抗性力量存在的情況下，尤其如此。然而，隻是對於一種不情願、也可能無力去理解正在發生什麽和為什麽發生的思想行為方式來說，這才是自然的。思想和行為在多大程度上同既定現實相符合，它們就在多大程度上表達著一種對維護事實虛假秩序的任務作出響應和貢獻的虛假意識。這種虛假意識已經具體化在反過來再生產它的流行技術裝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