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化社會科學的形成過程，反映的正是社會科學通過經驗科學的發現，來重構自身研究方式的動態過程，其本質特征也彰顯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內在的密切關係，這也使得我們有必要從人類認知的角度，對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本質及其連續性關係，給予重新認識。因此，透過社會科學“自然化”的視角，來理解社會科學理論與實踐，是我們斷然不可忽視的必要前提。
第一，自然化為當代社會科學本體論的“統一”提供了可行途徑。相比自然科學而言，社會科學的各學科，由於其獨立發展的時期各異，因而長期處於不相統一、彼此分離的狀態。為此，金蒂斯（Herbert Gintis）指出，“社會科學是有缺陷的，因為社會科學從不同視角研究人類行為，這些視角之間並沒有一致性可言”[14]。可以看出，由於社會科學研究方式的多樣性，就必然決定了社會科學研究需要多學科通力合作，這就對建立一種具有普遍思維觀念的多學科解決模式提出了要求。需要強調的是，多學科解決模式關涉科學的統一性問題，“而科學的統一性依賴於世界本體論的統一，因為世界正是科學所描述的對象”[15]。因此，社會科學自然化的一係列討論，引發了對本體論自然主義的極度關注，20世紀下半葉，人們熱衷於對社會實體本質的探討。社會表征、社會建製、社會規範、共同行動、集體意向性，已成為諸如達爾文的模因理論、斯波伯的表征的傳染病模型、塞爾的作為建構性規則的製度性理論等自然化社會科學理論研究的核心論題。
事實上，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各個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經曆了一種“認知轉向”。這一時期，社會科學哲學不僅關注認知主義本身，或者說應該如何理解認知主義，而且更關注自然化的問題：如何以恰當的方式自然化心靈與社會—文化世界，此問題已成為這一時期社會科學哲學的核心論題。[16]與自然化密切相關的是基礎個體主義問題，所謂基礎個體主義，其主要關注運行於個體基礎層麵上的過程的狀態，比如神經—生理過程、機製的文化過程等。實質上，基礎個體主義問題的求解，恰恰為社會科學本體論的“統一”提供了一種求解模式。斯波伯對文化的解釋，就是基於基礎個體主義策略，提出一種機製的、自然主義的進化進路，即傳染病學進路，其主張文化現象的適當理解與傳播，需要深層次理解所涉及的心理機製，這就如標準的傳染病學現象的適當理解，需要深度理解個體病理一樣，這種傳染病學進路為社會提供了一種真實的自然主義本體論。[17]